文章转载自《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摘  要]大学学科的调整与发展受许多因素影响。影响中世纪大学学科安排的因素主要是学者的兴趣和源于希腊哲学的学术探究的欲望。在大学近代化过程中对大学学科的调整与发展起重要影响作用的主要是科学革命所引起的科学发展与学科分化。影响现代大学学科调整与发展的因素日益复杂，其中许多来自于科学知识体系与大学的外部，诸如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变动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年的大学学科发展过程中，政府始终发挥着主要的指导与影响作用。“双一流”建设项目的实施是政府指导与影响大学学科调整和发展的又一重要举措。获得“双一流”建设项目的大学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制定了学科发展规划，集群组合、领域构建和生态布局成为学科调整与发展的一些主要方式。

2015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之后的三年多来，“双一流建设”项目正式启动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高校办学产生的重大且深远的影响正在日益显现。譬如，2018年9月17日，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形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本科教育，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将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列为“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容。当然，从“双一流建设”的项目名称不难看出，受其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大学的学科建设领域。尤其是2017年确定了465个一流建设学科，一流建设学科的确定过程促使各相关大学深入检视学科布局现状、制定学科发展战略、调整学科发展方向。

一、大学学科调整的影响因素

众所周知，学科在中世纪大学产生以来的大学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学科自身也随着大学的发展在内容、结构、表现形式等方面发生了许多变化。大学的产生源于知识传播的需要，大学中传播的知识是以体系的形式（学科的本来意义正是体系化的知识或知识体系）出现的。中世纪大学产生之后所形成的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神学院的四学院模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规范了大学所传播的知识体系，规范了大学中的学科。历史研究表明，在中世纪大学产生的时代，人类的知识体系范围实际上远超出这四学院所包含的内容。而且，“如果考虑‘社会需要’，那么像建筑学、军事技术、造船术、机械制造和开采矿业方面的技术科学，以及像农业、兽医学和制药方面的应用科学，都应该出现在大学里。这些学科的训练对中世纪社会都是必需的，因此，如果从社会需要考虑，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就应该对这些领域的专家培养和知识发展拥有强烈的兴趣”。^[1]仅仅从社会需要出发，似乎不能解释中世纪大学的学科安排。“事实是，把在社会上非常重要的‘技术’学科（这些学科的传播依赖于类似行会的组织安排）与大学中讲授的学科之间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学者获得闲暇的机会对于学院学科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这种闲暇使他们得以摆脱获得生活必需品的直接关注（这是普通职业的特征）。这种摆脱实际利益，全身心地对宇宙神圣秩序原理和人类事务进行学术研究的思想，直接来源于希腊哲学的范畴。但是这种来源，探索理性解释现实的基本形式，是所有学院科学和学术方法的基本特征。这种探索也是中世纪大学——它的基本结构是改革的结果——特有的思想基础。”^[2]这些历史研究告诉我们，影响中世纪大学学科安排的因素或许有不少，但是学者的兴趣、源于希腊哲学的学者学术探究的欲望对与学院相关的学科定位于大学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中世纪大学的学科安排在17、18世纪开始发生变化，变化的起因是科学革命的兴起。“16、17世纪科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科学处于一个堪称‘革命’的时期，而不仅仅是一个变化的时期”。^[3]在科学革命中，牛顿、伽利略、布鲁诺、开普勒、笛卡尔等科学家对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科学革命不仅转变了人类有关自然界的认识，产生了新的自然理论，而且科学研究的方法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革新与创造，“望远镜、显微镜等科学仪器的发展鼓励并刺激了观察法的使用”，“实验法催生了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增进了关于‘客观真理’的认识”。^[4]科学革命对人类科学知识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科学革命所引起的变革“包括有关科学理论基本概念的重新界定，旧有传统观念的推翻以及新生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科学概念的确立。从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说，这一变革意味着人在自然界中拥有了新的地位，确立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权，丰富了人们对力量（物质力量和知识力量）、进步、启蒙运动，尤其是科学在社会中的基本作用的认识”。^[5]科学革命与当时的欧洲大学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首先，“毋庸置疑, 一些主要证据可以说明科学革命是大学的产物。一方面, 无论依据任何标准都对科学革命做出贡献的人绝大多数都接受过大学教育。一些统计数字可以说明这一点。因在科学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而被载入《国家传记辞典》的生活在17世纪末的65 名英国科学家中, 75%的科学家曾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接受教育, 还有5% 是其他大学的毕业生。”^[6]科学革命与大学的关系不仅是在科学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许多科学家接受过大学教育，有些还在大学任教；而且科学革命所引起的知识的发展与变革深刻影响了大学中学科及课程的调整与变化。“18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对经济、工业、采矿业、农业和军事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使得物理学和化学的发展突破了大学的围墙，从之前单纯的辅助性学科，发展成为独立的基础科学。而它们在19世纪的进一步分化，产生出了许多新兴的专业，进而也影响了大学”。^[7]在欧洲大学近代化的进程中，毫无疑问，对后来大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主要变革之一是大学学科的调整、扩展与丰富，突破了中世纪大学的四学院（学科）模式，众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学科陆续进入大学，使大学的发展与科学进步紧密联系起来，大学也逐渐成为科学发展的中心。在大学近代化过程中对大学学科的调整与发展起到重要影响作用的主要是科学革命所引起的科学发展与学科分化。

如果说决定中世纪大学学科安排与近代大学学科发展的主要因素还比较单纯，主要来自科学知识体系与大学内部，起决定作用的是学者与教师，那么影响现代大学学科调整与发展的因素就复杂得多，其中许多来自于科学知识体系与大学的外部，起决定作用的往往不是学者与教师。在诸多影响现代大学学科调整的因素中，经济因素是经常可以看得到的。影响大学学科调整的经济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经济的变动与发展，二是大学办学经济效益的考量。现代大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是大学产生以来前所未有的。一方面现代大学的发展需要强有力的社会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大学为其提供促进技术进步与经济持续增长的知识和人才。因此，我们在一些国家的大学学科调整与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当工业化成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时，理工类学科尤其是工科类学科在大学中迅速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成为影响经济发展重要因素的同时，也成为许多大学学科调整与发展的新的方向。现代大学与中世纪大学、近代大学相比的又一重要区别是现代大学的规模庞大，师生数量众多，这给大学办学带来了许多变化与压力，经济因素在大学办学中的影响日益凸显，学科的调整与发展也不例外。美国学者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认为，20世纪80年代市场逻辑支配了美国大学的学科布局调整，生产效率、效能和竞争力成为裁撤学科时优先考虑的标准。哥伦比亚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撤销了在美国大学中历史最长、影响较大的图书馆学等学科，重点发展医学、商学和法学等，这一调整反映了当时的学校管理层基于成本-效益的学科发展思路。^[8]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政治因素对现代大学学科调整与发展的影响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譬如，70年前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随着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大学课程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49年8月12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和政治经济学列为大学的公共必修课，从此政治科目进入大学，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新中国大学学科的历史。^[9]

二、“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大学学科调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大学学科发展过程中，政府始终发挥着主要的指导与影响作用。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这一体制的主要特征在1950年政务院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中就有明确的规定。“全国高等学校以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统一领导为原则”。“凡中央教育部所颁发的关于全国高等教育方针、政策与制度，高等学校法规，关于教育原则方面的指示，以及对于高等学校的设置变更或停办，大学校长、专门学院院长及专科学校校长的任免，教师学生的待遇，经费开支的标准等决定，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10]1961年教育部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将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内容进一步渗透到高校办学的方方面面。譬如，“专业的设置、变更和取消，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学校必须按照教育部制订或者批准的教学方案、教学计划组织教学工作。……专业设置、教学方案、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要求稳定，不得轻易变动。课程和学科体系的重大改变，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11]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出台的30年间，政府一直严格地管理着包括学科发展在内的大学办学活动，政府下达的各项文件与规定是大学办学的主要依据，政府管理与指导大学办学采取的方式主要是行政指挥，大学是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一个层级，大学与政府是下级与上级之间的关系。

1978年“改革、开放”的方针确定之后，改革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旋律。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指出：“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自主开展教学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主制定学校规划并组织实施，自主设置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机构，自主确定内部收入分配，自主管理和使用人才，自主管理和使用学校财产和经费”。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实质是调整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部分改变政府与大学的行政性上下级关系的现状，使大学在面向市场开展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活动时具有更大的独立性。虽然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30余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高校的若干办学自主权已为法律条文所规定下来，但是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并没有发生多少实质性的改变，在大学的办学过程中政府的指导与影响作用仍然是十分强大的。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前30年政府管理与指导大学依靠的是行政手段，那么后40年则在行政手段之外更加多地采用了经济（经费）手段。

学科建设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发展的重要领域，受到政府的指导与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双一流”建设项目的实施就是最好的例证。教育部在有关“双一流”建设的文件中对于大学的学科发展与调整做出了较为具体的指示。“构建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学科体系。立足学校办学定位和学科发展规律，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以‘双一流’建设学科为核心，以优势特色学科为主体，以相关学科为支撑，整合相关传统学科资源，促进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融合，在前沿和交叉学科领域培植新的学科生长点。与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需求紧密衔接，加快建设对接区域传统优势产业，以及先进制造、生态环保等战略型新兴产业发展的学科。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加快完善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齐短板，努力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优化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类别授权点布局，处理好交叉学科与传统学科的关系，完善学科新增与退出机制，学科的调整或撤销不应违背学校和学科发展规律，力戒盲目跟风简单化。”^[12]教育部在文件中要求相关大学整合传统学科资源，发展新的学科生长点；适应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加快发展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学科；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调整与撤销学科时应充分考虑学校办学的实际和学科发展的规律等。在教育部的指导与安排下，获得“双一流”建设项目的大学各自制定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启动了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学科建设与调整。从“双一流”建设大学所制定的学科建设方案中，可以看到各大学根据教育部的要求，立足于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高度对各自学校的学科发展与调整的目标、思路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划。其中，学科发展与调整的方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归纳：

第一，集群组合。将有关联或相近的几个学科组合成学科群来促进学科的调整与发展是多数“双一流”建设大学所采用的主要方式。例如，清华大学发布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设方案》中写道：“随着知识的增加，学科划分越来越细，现代社会出现的复杂问题往往需要多个学科的协同与合作才能解决。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也能为学科自身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保持学科的活力。学校根据已有学科的基础和国际学科发展趋势，集成学科领域内相近的学科，突出学科优势，形成20个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学科群，共涉及48个学科。”“建设的20个学科群包括：建筑学科群，土木水利学科群，核科学技术与安全学科群，环境学科群，计算机学科群，机械、制造与航空学科群，仪器与光学学科群，材料与化工学科群，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学科群，数学与统计学学科群，艺术与设计学科群，公共政策与管理学科群，政治、社会与国际关系学科群，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哲学学科群，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群，工商管理学科群，经济与金融学科群，现代语言学与文学学科群，出土文献与历史学学科群和健康科学与工程学科群。”^[13]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通常在规划学科调整与发展时，从建设一流大学的整体出发，规划的学科群涵盖了学校的部分或大部分学科。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由于建设项目大都只限于个别学科，因此学科发展规划围绕立项学科，突出了单个学科群的调整与建设。如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学基础学科群”，东北农业大学的“畜产品生产与加工学科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开放型经济学科群”，福州大学的“化学科学与工程学科群”，哈尔滨工程大学的“船舶与海洋学科群”，湖南师范大学的“语言与文化学科群”，宁波大学的“海洋生物技术与海洋工程学科群”，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学科群”，四川农业大学的“农业科学学科群”，太原理工大学的“煤炭绿色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学科群”，西南财经大学的“经济与管理学科群”，北京工业大学的“现代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科群”，内蒙古大学的“草原资源利用与北方生态安全学科群”，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信息科学与工程学科群”，南昌大学的“新材料技术学科群”，海南大学的“热带农业学科群”等。从各大学组合的学科群来看，大致存在这样几种形态。一是围绕某一主干学科并以其命名的学科群，如“数学学科群”、“化学科学与工程学科群”等；二是两个主要学科联合而成并以它们命名的学科群，如“经济与管理学科群”、“现代语言学与文学学科群”、“数学与统计学学科群”等；三是以某一研究领域为主要对象的学科群，如“现代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科群”、“煤炭绿色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学科群”、“草原资源利用与北方生态安全学科群”、“船舶与海洋学科群”等。应该说，学科群的组合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我国现有学科分类过细的不足，适应了综合、交叉、协同的科学发展趋势。不过，如何将学科群的理念由规划转为制度，并落实于学科调整与发展的实践，这是“双一流”建设大学需要认真面对的课题。

第二，领域构建。大学中学科的发展在相当长时间内以科学知识体系自身的逻辑为出发点，每一个学科基本上都有着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因此学科间的界限分明。这种“画地为牢”的学科发展方式随着人类社会的日益进步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挑战。社会问题的日趋复杂要求科学研究突破原有的学科边界，跨学科、多学科、“知识生产模式二”应运而生，问题导向成为学科发展的新的出发点。所谓领域构建即指突破现有的学科分类，围绕着一些“问题域”调整学科布局，组合新的学科（群）。北京大学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设方案》中将“优化提升学科水平”作为主要建设内容之一，如何优化提升学科水平，其中的第三点是“以两个重大领域为导向，带动学校学科布局的整体调整”。一个重大领域是“临床医学+X”，“充分发挥临床、基础学科双重优势，对临床医学发展中的难题进行联合攻关，探索与创新基础科研成果向临床应用转化的路径和解决方案。重点支持新体制中心建设、人才集群聘任与交叉研究专项。其中，交叉研究专项重点支持临床医学“高峰工程”学科与研究方向、新兴学科或方向，支持推动创新性前沿技术的临床应用与转化，重点支持前期已有良好基础的交叉项目与方向。另一个重大领域是“区域与国别研究”，“围绕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与建设的重大问题和重点攻关项目，打造高水准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和人才培养体系。以‘中东研究’、‘俄罗斯和中亚研究’为建设重点，引领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和智库成果转化，使之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相关领域研究的中心和样板。充分发挥区域与国别研究委员会的作用，协调学校各方面资源和需求，逐步带动学科结构、机构的调整与新设”。^[14]不难看出，北京大学这两个学科发展重大领域的确定至少考虑了两个主要因素。首先是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的需求，“临床医学+X”关乎治病救命、健康生存，“区域与国别研究”聚焦 “一带一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其次是学校已有的学科基础，这两个重大领域所依托的相关学科都是北京大学重点建设的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优势学科。领域构建的学科发展与调整方式进一步拉近了大学学科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距离，也将更加凸显大学作为社会“轴心机构”的地位，加强与扩展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

第三，生态布局。学科调整与发展通常有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主要指一个国家大学学科的整体，微观层面则指一所大学。每所大学的学科种类与数量通常是不一样的，即使有些大学的学科种类与数量相同，但是学科的水平与质量也是有差别的。可以说大学的学科是千校千面，每所大学的学科种类、数量和水平都是建立在学校长期发展的基础之上，由学校的发展历史使然。就一所大学内部而言，学科的发展与调整不是个别学科的事，涉及大学内的所有学科，因此如何形成一个适合不同学科生存、有利不同学科发展、不同学科相互关联的学科体系是各大学在学科调整与发展时需要认真考虑的。所谓生态布局即指在现有学科的基础上，通过调整、整合构建新的学科集群，形成有利于各学科发展的良性学科生态系统。南京大学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设方案》中给我们展示了南京大学构建的学科生态布局。“根据文理工医特色发展的总体战略，南京大学按照三层次构建学科生态布局。第一层次：以达到教育部专家委员会认定标准的15个学科为建设基础，建设23个学科。第二层次：在第一层次基础之上，重点组建9个特色发展的学科群，分别为：理论创新与社会治理、文化传承与创新、数据服务与经济管理、物质科学与量子调控、数天基础与空间科学、地球系统与资源环境、生命科学与医药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第三层次：依托9个学科群，在物质科学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地球科学和宇宙探索、哲学和文化传承创新、银色发展和生命健康、国家治理现代化5个领域形成一批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学科高峰”。^[15]南京大学这一学科生态布局所形成的学科体系为一金字塔型结构，底部是涵盖文、理、工的23个优势学科；中部是通过23个底部学科交叉、协同、融合形成的9个学科群；上部是在9个学科群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交叉、协同、融通形成的5个新的学科领域。这一学科生态布局发展学科思路的主要特点是突破传统学科分类的框架，不是简单地将现有学科按照性质相近组合成若干相互独立的部分并以此形成体系，而是强调学科交叉、协同、融通，构建以“问题域”或领域导向的新的学科（群）。

总之，“双一流”建设项目的实施对我国大学学科调整与发展的影响是重大的，且这种影响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双一流”建设大学落实建设方案的学科调整与发展恐怕才刚刚起步，其效果究竟如何不仅取决于建设方案的合理性，更依赖于在建设方案落实过程中的决心和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