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和向高等教育领域的全面渗透，高等教育国际化经历了从追求学术和文化交流、和平和相互理解到发展援助和日益增强的国家竞争力、商业和经济考量的演变。近几十年来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经济理性和商业绩效日益占主导地位，高等教育国际化沦为了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教育商品化基础之上的学术资本主义和知识帝国主义。在国际学生流动的国家和机构理由日益经济化的背景下，流入地国家将国际学生视为收入来源，推动国际学生流动从援助走向贸易，国际团结和能力建设等目标被市场逻辑所取代，高等教育已成为全球教育市场的一种商品。国际学生流动日渐演变为一种利润丰厚的产业富矿，成为流入地国家的创收“利器”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应。这引发了菲利普·阿尔特巴赫和汉斯·德·维特（Philip G Altbach and Hans de Wit）对“作为一个产业运行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忧思。

二、理论框架

     流入地国家国际学生流动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使得对国际学生流动的研究应跳出以“教育看教育”的惯常研究范式，应采用更为适切的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国际学生流动现象。国际学生流动必然涉及到市场主体、行为方式和行为结果，这与产业组织理论所研究的不同市场结构中经济主体的战略行为及其结果具有内在适切性。SCP模型（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model）是产业组织理论的核心，其中，市场结构指市场主体及其特征，包括卖方数量、产品差异化程度、成本结构、垂直整合程度等；市场行为指市场的运行机制及策略，包括价格、质量、研发、投资、广告等；市场绩效指市场的经济收益或绩效表现，包括效率、利润、创新等。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决定市场绩效。本文以产业组织理论的SCP模型为理论框架，揭示流入地国家国际学生流动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从而深入洞察流入地国家国际学生流动经济效应的动因与成效。

三、国际学生流动的市场结构

      国际学生流动市场实质上围绕国际学生形成了以“政府、企业、大学”为主体、以“产业政策、商业服务、知识产品”为表征的市场结构。

（一）国际学生流动的产业政策制定者

      国际学生流动的市场化源于国家和国际权威组织以正式制度赋予的合法性地位。自世界贸易组织（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首次将教育列为可交易商品以来，商业力量逐渐从高等教育边缘走向核心。《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跨境支付、商业存在、境外消费和自然人流动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打破了各国间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壁垒，以前被市场交换和价格机制屏蔽的高等教育成为国际贸易的新维度，为推动国际学生流动的商业化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流入地国家为扩大国际学生市场份额并从国际学生对国家创新的潜在贡献中受益，出台了一系列相似的国际学生流动政策和举措，为国际学生流动市场秩序的建立和经济效益的激活提供了保障。随着国际学生流动规模的扩张，流入地国家不断强化在国际学生准入、筛选、收费等领域的偏向性或选择性政策供给和商业导向，进一步确立了国际学生流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方式，推动了国际学生流动的市场化进程，巩固了国际学生流动的市场主体地位，国家政策成为调节国际学生流动规模和产值的主要杠杆。

（二）国际学生流动的知识产品生产者

      国际学生流动是权衡成本收益基础上的跨国消费行为，国际学生是跨国高等教育产品的消费者，目的地高等教育机构是跨国知识产品的提供者，从而形成了“学生即顾客”与“大学即商家”的产消关系。高等教育机构以其教科研资源服务于国际学生获取异质性知识的消费需求，而国际学生的产品体验和质量反馈则影响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品牌价值与市场影响力。国际学生流动中高等教育机构“经济人”属性的凸显，表明高等教育机构由注重知识传授的价值理性向经济效益创造的工具理性的转变。

（三）国际学生流动的教育机会贩卖者

      在国际学生流动市场上，以国家或国际组织制定的市场规则为依据，高等教育机构出售知识产品，国际学生购买知识产品，二者形成了最主要的供需关系。但受制于跨国流动带来的制度、文化、语言、信息等门槛，国际学生和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并不一定产生直接的交易行为，通常需要市场化力量来弥补国际学生和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供需鸿沟，促成国际学生流动行为的发生，从而为营利性公司等教育代理人提供了商业机会。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机构既直接出口知识产品，也通过教育代理人出口知识产品。教育代理人既掌握了丰富的高等教育机构资源，也积累了大量国际学生的需求信息，成为国际学生流动产业链上下游之间产品流通的分销渠道。教育代理人作为国际高等教育市场信息整合和传递的重要载体，主要利用国际学生和目的地高校信息不对称的特点，通过提供院校信息、就读策略、服务保障等方式，获得相应的服务收益并促成了国际学生流动。教育代理人以完全市场化的方式推动国际学生流动，其出发点并不是为国际学生筛选最佳的高等教育产品，也不是为高等教育机构选择最优质的生源，而是在学生和学校之间提供最优匹配策略并赚取高额利润。因而，教育代理人以成熟的商业模式成为国际学生流动中资本逐利和市场化最集中的体现。

三、国际学生流动的市场行为

      作为国际学生主要流入地的流入地国家，在其所形成的国际学生市场结构中，各市场主体通过竞争、供求和价格机制调节国际学生流动规模，抢占国际教育市场份额，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从而形成了国际学生流动的“中心-边缘”范式，塑造了国际学生流动的卖方市场地位，决定了国际学生流动市场的不平衡格局，也成为了流入地国家攫取国际学生利益的有力方式。

（一）国际学生流动的竞争机制

      国际学生蕴含的潜在商业价值，成为各国竞相吸引国际学生的内在动力。营销、招募和品牌化实践选择性地塑造了高等教育市场化背景下国际学生流动轨迹，促使高等教育提供者在全球不均衡的市场中使用一系列营销工具进行竞争。各国之间为了维持优势地位或者突破劣势地位，采取市场化的竞争战略，推动了国际学生在不同地区间流动及其分布格局的时空演化。

（二）国际学生流动的供求机制

      流入地国家的高等教育建立在其发达的经济科技基础之上，具有独特性、稀缺性和难以替代性，可以为国际学生带来价值增值，是国际高等教育市场上最具有竞争力的供给方。流出地国家因高等教育供给能力不足和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成为国际学生流动的主要需求方。二者在国际高等教育供需上的巨大势差，使得流入地国家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流出地国家处于从属地位，形成了国际学生流动的二元结构。流入地国家以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形成了核心竞争力，在高等教育市场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为国际学生流动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也会根据本国利益任意调控国际学生流入的规模和范围，从而塑造了流入地国家卖方市场的垄断地位。

（三）国际学生流动的价格机制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教育政策的影响下，高等教育机构从政府获得的资金减少，尤其是经济危机后政府大幅削减公共部门支出，使得公共部门更加依赖私人资金的支持。高等教育机构逐渐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运行机制，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高等教育机构的组织行为。高等教育机构不再将高等教育视为一种公共产品，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提供给客户的付费服务，采取市场化战略保持其在世界高等教育市场中的地位。流入地国家及其高等教育机构的创收行为，需要在成本收益考量之下对市场化的国际学习机会进行定价。处于卖方市场的流入地国家实行了国内国外“双轨制”的价格调节机制。

四、国际学生流动的市场绩效

      在国际学生流动的市场结构中，各市场主体遵循市场运行规范，通过差异化的市场行为，形成了稳定的市场秩序，也产生了可观的市场绩效。总的来看，国际学生流动的市场绩效可以概括为国际学生流动的收入多元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三个方面。

（一）国际学生流动的收入多元效应

在国际高等教育市场化的驱动下，流入地国家及其高等教育机构通过扩大国际学生流动规模，提高国际学生收费标准等方式，不仅分摊了国内的高等教育成本，也使得国际学生成为了“造币机器”和“外汇生产者”，为流入地国家政府及其高等教育机构增加了直接收入。

（二）国际学生流动的人力资本效应

国际学生流动是一种具有个人和国家回报的经济投资，流动的国际学生通过接受世界一流教育提升了自身的人力资本，进而也提升了流入地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为填补高技能劳动力短缺的困境，流入地国家通过技能提升计划、技术移民政策、临时和永久居留政策等措施，推动了国际学生向劳动力市场的顺利过渡，提高了国际学生的居留比例并积累了丰厚的人力资本。

（三）国际学生流动的技术创新效应

      高技能劳动力是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的关键要素投入，而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国际学生流动与全球知识获取、生产、转移、流通等密切相关，在国家、区域和全球知识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国际学生以与国内研究人员的互补性技能，在高校进行学术创新，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为目的地国家创新做出贡献。研究表明国际学生流动与多样性、创新和知识创造的增加密切相关。国际学生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还表现在其毕业后作为流入地国家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人才所产生的创新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