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蒋玉梅/王文宇 主持完成了2022年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江苏高教》专项课题（课题编号：2022JSGJKT020），课题组主要成员：刘波、张全真、杨奕枫、路璐、王颖、田联进

一、研究背景

  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危机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显现。新冠疫情导致国际学生流动一度停滞，后疫情时期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格局已有较大变化。为了应对伴随新冠疫情而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危机，西方留学大国调整了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试图维护已有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并尽快恢复本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招生水平。历史上政府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来调整国际学生流动已有先例。从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澳大利亚教育、技能和就业部、加拿大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重大危机事件往往引发国际 学生数量的显著变化。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四国迥异的教育国际化政策对后疫情时代的国际教育复苏起到了不同的效果：英国超越了疫情之前的水平，加拿大很快恢复，美国 随后显著反弹，而澳大利亚持续低迷，最近才有回暖的迹象。

二、新冠疫情背景下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

（一）英国

  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试图尽快从新冠疫情和脱欧的双重打击中恢复。首先，英国政府发布了《2021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更新：支持恢复，驱动增长》的报告，针对疫情提出了有关教育质量保障、国际学生支持、签证政策等多方面的行动策略。英国政府积极构建高等教育国际化辐射区域新格局，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核心区域从欧盟走向全球，更加注重与新兴经济体建立教育合作战略关系。 第二，英国政府颁布了支持大学的一揽子计划。该计划共有十项举措，对国际学生实施了多项优惠措施。第三，在疫情爆发期间，英国政府放宽了留学生签证政策，还为远程学习的学生提供签证便利。英国政府还恢复了毕业工作签证，并自2022年6月开放高潜力人才(HPI)签证，吸引全球顶尖大学的毕业生来英工作。

（二）美国

  2020年7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如果秋季学期授课形式完全为线上课程，则已在美的留学生不允许留在美国境内，未赴美学生无法获得签证并被禁止入境。哈佛、麻省理工将政府诉至法院并胜诉，迫使政府撤销该限制令。特朗普政府还在2020年5月发布“10043禁令”阻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这些政策都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化和国际交流的敌视态度。

拜登政府上台，声称要取消特朗普政府的反移民政策，改善国际学生的待遇。2021年7月，美国国务院和教育部首次发布了《美国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承诺》的联合声明，重申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性。这是美国政府20多年来首次发布的类似声明，但并未包含任何实质性的行动计划。2022年1月拜登政府颁布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STEM）人才新政，增加了对STEM人才的引进力度。这些举措反映出美国力争吸引全球高科技人才的决心。

（三）澳大利亚

  莫里森政府对于遭受疫情打击的国际学生没有给予实质性支持。澳大利亚自2020年3月起封锁边境，数次延期至2021年12月才重新开放。莫里森政府宣称澳大利亚必须把重点放在本国公民和居民上，要求无法自给自足的国际学生离开澳大利亚。对于留在境内的国际学生，联邦政府也拒绝给与帮助。国际学生深陷疫情困境，既无法从政府或大学获得有效的帮助，还要遭受澳国内的种族主义侵害。

  为了挽救低迷的澳留学市场，莫里森政府于2021年发布了《澳大利亚2021-2030年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并出台了针对性的行动策略。该战略特别提出通过增加国际学生群体多元化来降低财务风险，并强调政府将通过外交来提升国际竞争力。澳大利亚政府表示：“可以谨慎地调整配额人数”，“培训澳大利亚人才是首要任务”。可见澳保守的移民政策短期内很难改变。

（四）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对于遭受疫情打击的留学生提供了经济援助。2020年加拿大政府发放了总额800亿加元的紧急补助金，国际学生也有资格申请。加拿大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疫情应急签证政策，调整留学生毕业后工作许可申请资格。2021年1月，政府针对遭受疫情影响而无法获得足够工作经验的国际学生，把他们已到期或即将到期的毕业后工作许可延长18个月。2021年4月，加政府出台特殊政策，针对国际毕业生释放了40,000个永久居民名额。为支持加拿大经济从疫情中复苏。

三、西方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危机应对

  历史上对国际学生流动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可归为地缘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人力资本再生产危机三类。新冠疫情短期内带来了公共卫生危机，长期而言加剧了世界各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紧张、经济衰退和人力资源短缺问题。在后疫情时代，地缘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人力资本再生产危机成为阻碍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冠“后遗症”，四国出台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本质上是针对三类危机采取的应对措施。

  当今全球关键的留学生教育政策均蕴含了人才导向、经济导向、政治导向以及学术导向等多元价值观念，留学生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从强调单一目标向同时兼顾多元目标的方向变迁。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政治、经济和人力资源危机，四国政府基于其国家利益诉求，采取不同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来应对危机。美国一直试图维护全球霸主的地位，因而把政治利益作为教育国际化的指挥棒。英国试图打造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强国，而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定位是“中等强国”。这三个国家近年来虽然偏离了平衡外交的传统，其高等教育国际化也试图通过多样化发展来减少对中国等主要生源地的依赖，但短期内无法割舍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的经济和人才红利,只能尽量寻求政治和经济利益间的动态平衡。

四、后疫情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建议

  新冠疫情给西方留学大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英、美、澳、加四国遵循新自由主义、新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内在逻辑制定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以应对地缘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与人力资本生产危机。与此同时，新冠疫情为后发国家入局国际化竞争带来了契机。西方主导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秩序虽然未被完全推翻，但多极化发展已不可阻挡。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应抓住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机遇，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竞争中占据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第一，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要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历史使命。在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公共卫生全球危机时，西方价值观的虚伪和双标暴露无遗，西方国家治理体系漏洞百出，而社会主义制度却在抗疫中表现出巨大的优越性，人类命运共同体逻辑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信心和希望。高等教育国际化应充分发挥外交、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职能，培养更多的“知华友华爱华”的国际学生，以高等教育国际化为路径实现“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构建社会文化和教育共同体。

第二，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要开发新的增长点。新冠疫情对世界的冲击除第二次世界大战外无出其右，传统国际秩序动摇，全球政治经济教育的“后霸权时代”已到来。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政治和文化是世界高等教育格局改变和中心转移的主要原因。中国是全球第三留学目的地国，同时也是最主要的“人才环流”接纳国，已具备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竞争实力。后疫情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应探索新的增长点，利用在地国际化、区域国际化、数字国际化等模式来实现创新性发展。

第三，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应加强人才竞争的功能。后疫情时代国际学生流动呈现多元化趋势。首先，高等教育国际化竞争的参与主体更多元。新冠疫情打击了传统高等教育强国的合法性地位，西方留学大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市场份额萎缩，后发国家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另外，国际流动方向更多元。传统的“南-北”流动势头有所减弱，“南-南”流动势头正在集聚，新兴市场大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留学生的吸引力增强。中国应通过制度设计来健全高等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和质量保障机制，吸引来自更大范围的高素质国际生源，把中国打造成全球性的人才新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