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将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定位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并支持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1]；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综合考虑，可以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2]。由此可见，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肩负国际教育示范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世界高水平人才高地的三大建设重任，并作为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三大强国建设相对应的重要支撑。如何根据三者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把三大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是当前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本研究在厘清人才高地与高等教育集群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高等教育集群服务人才高地建设的状况，对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发展服务人才高地建设提出若干思考。

　　人才高地是人力资源理论中“人才”概念和地理学上“高地”概念的组合，因而可以从“人才”和“高地”两个角度去理解。 

　　人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3]该界定对人才的性质和特征作了原则性的说明。从狭义的角度来看，依据不同标准，人才可分为不同层次和类型，如以行业划分为依据，可分为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等；参照学历职称、专业技能、社会贡献，可以划分为初、中、高级人才，国家级、省级、市级人才等；还可按素质状况分为拔尖创新人才、创新人才、一般人才等。人才高地作为人才高度聚集之地，通常涵盖上述各层类人才，呈现出人才金字塔的理想结构，并将人才活力以相对优势体现出来，即彰显聚集效应。聚集效应既要通过规模体现，又要诉诸创新引领，这意味着人才高地不仅要有足够数量的人才作为塔基，也需要处于人才高地“头部”的高素质创新人才作为塔尖。这些“头部”人才是名副其实的“关键少数”，通过其创新维持区域的竞争优势。

　　高地是对地面凸起部分的统称，主要应用于地理学和军事学。人才高地中的“高地”是“中心”“标杆”的类似表述，常见于中国政策话语，并非国际通行的术语。^[4]国际上，与人才发展相关的表述常为科技中心（technology center）和教育枢纽（education hub）等。比如，英国科学家贝尔纳（J.D.Bernal）在其著作《历史上的科学》中首次提出科学技术中心，并梳理总结了自人类起源至20世纪50年代历史上出现的技术和科学中心。^[５]日本科学史学者汤浅光朝（ゆあさみつとも）对“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在世界范围内周期性转移（即“汤浅现象”）进行描述时指出，当一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的科技成果产出超过全球总数的25%时，该国就成为世界的科学中心。^[6]加拿大学者简·奈特（Jane Knight）则提出了教育枢纽概念，所谓教育枢纽就是国家通过计划和努力打造的区域著名高等教育和研究中心。教育枢纽可以涉及所有类型的教育，但高等教育是焦点。^[7]由此可见，简·奈特所指的教育枢纽就是高等教育中心，实际上教育枢纽的出现是与高等教育的全球化紧密相连的。需要提及的是，不论是科技中心还是教育枢纽，都相应成为我们所说的人才高地，这是由当代科技、教育与人才的关系所决定的。

　　总之，人才高地是因人口流动汇聚而形成的人才资源极化、开放程度高、产业聚集与人才聚集互促互融、创新效能及社会价值远高于周边的活力区域。而所谓高等教育集群，主要指的是在特定区域，各高校通过有形的契约系统与无形的价值和文化系统，建立起有机的耦合关系，在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中实现更优化发展^[8]，并具有结构整体性、内部多样性、管理一体化等特征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9]。高等教育集群通过人才培育和人才吸引推动人才高地的形成及其结构优化。而当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成为当代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结合的主导走向时，高等教育集群与产业集群相融无疑将促使人才高地的形成。特别是由于人才高地本身就具有人才集群的涵义，与高等教育集群、产业集群存在内在的关联和映射，比如，高等教育集群无论是从聚集人才还是培育人才的角度，都与人才集群形成关联和映射。而人才集群和高等教育集群的一个很重要且共同的关联和映射对象便是产业集群。这个关联和映射又往往通过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得以实现。

　　旧金山湾区作为世界一流湾区和著名的科技创新湾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定位具有相当的相似性。同时，旧金山湾区作为世界著名的高端人才聚集地，拥有一流的高等教育系统，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下面从与旧金山湾区比较的角度，对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支撑人才高地建设的现状与问题作简要分析。

　　1． 人才高地生发逻辑的比较

　　旧金山湾区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其发展过程大致分为淘金期、工业化时期和创新经济时期三个阶段。^[10]19世纪40年代末，金子的发现吸引了大批淘金人涌进了西部湾区。在自然资源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美国西部很快进入了工业化时期。工业的发展急需交通网络的完善，美国政府颁布了许多优惠措施来吸引移民参与建设。大规模的移民为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也加快了西部的城市化进程。二战后，美国政府持续加大对西部地区产业的扶持，使这里的电子信息产业、原子能技术和航天产业领先于全国，硅谷的成功就是典型代表，硅谷又因其发达的科技产业和创新生态迅速成为全球科技人才的热门目的地。

　　旧金山湾区人才高地的发展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前期依靠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集聚人才，后期通过政府、市场、大学三者的互动强化发展动能，其发展过程与整个湾区的崛起相吻合，具有明显的先发内生特征。就政府、市场、大学三者的角色而言，政府所起的作用较小。“小政府，大市场”是美国人才高地发展的真实写照，联邦制下的联邦政府对各州没有集中控制和管理权，为各州政府自行处理本州人才、教育事务预留了空间。其中影响深远的就是《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为不同层次类型的高等教育之间建立了比较灵活的连接机制，也满足了产业多元化、集群化带来的人才需求。旧金山湾区人才高地的崛起更多受益于高校与市场的良性互动。20世纪50年代，斯坦福大学通过三项制度创新与当地产业界形成良好互动：一是成立斯坦福研究院；二是通过“荣誉合作项目”向当地公司开放课堂；三是推动斯坦福工业园区的发展。^[11]高等教育通过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与企业密切互动，发挥高校“集聚-溢出”效应，大量的科技创新人员聚集形成“科技人才区”，为湾区科技创新提供了人力和智力支持，同时也奠定了高校与企业紧密互动的发展模式，两者相互支撑，相互成就。时至今日，旧金山湾区仍然是高校与企业协同创新的典范。

　　相比之下，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因应国家和区域发展的需求而出现，具有明显的后发特征。虽然粤港澳的人才流动和教育、科技合作交流由来已久，但这些流动和合作交流大多因自身利益需要而以民间短期的合作为主要形式，缺乏区域整体意识。《规划纲要》以“大湾区”把粤港澳作为一个整体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并用了“四个有利于”“五个战略定位”说明其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重大战略意义。遵循建设社会现代化强国离不开人才，而人才高地的建设离不开高等教育支持的逻辑，《规划纲要》将建设教育和人才高地、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放在了同一章节。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规划》先后出台，明确了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和对外开放的发力方向，以此加快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和培养更具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在国家强有力的主导下，为加快推进高等教育发展，相关各区各市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并落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和人才集群取得阶段性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依靠政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高等教育集群模式与中国的国情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特殊区情分不开。不同于旧金山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特殊区情，加之历史原因，粤港澳三地构建共同体意识不易。虽然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校通过合作交流已初步达成了高等教育集群发展模式的共识，但目前还处于“集而不群”的状态。尤其是港澳大学自主性较强，加之不同的办学理念、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也使得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发展存在不少障碍。例如，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在课程学分互认、学生交换、科研成果分享转化缺少“湾区标准”①和对接机制，影响了三地人才资源优化配置。

　　2． 高等教育集群对人才吸引的比较

　　高校作为人才蓄水池和集散地，主要通过培养人才和用事业吸引人才来实现人才聚集，这是由大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职能所决定的。而从高校与社会的关系来看，高校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就业岗位来吸引人才，因为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是人才流动和集聚的主要动机之一。

　　从高校整体情况来看，2020年，旧金山湾区高校数量为81所，粤港澳大湾区拥有183所，^[12]旧金山湾区高校数量不及粤港澳大湾区，却拥有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顶尖大学，在办学水平质量上明显更胜粤港澳大湾区一筹。虽然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排名一直在进步，但仍然与旧金山湾区的高校存在差距。例如，在2023年QS大学排名中，粤港澳大湾区世界前100强的高校仅有5所，^[13]且集中分布在香港，广东高校并未上榜。

　　从高校人才培养来看，2021年，旧金山湾区25岁以上人口中有49%拥有学士学位，是全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远高于33%的美国平均水平。^[14]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也高且人口规模较大。近几年，粤港澳大湾区又通过合作办学等方式不断创设新的学院招纳新生。2021年，广东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2020年的53.41%增加至57.65%，招生人数高达75万。^[1５]而旧金山湾区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则呈下降趋势，如2019—2021年，旧金山湾区本科入学率下降了21%，研究生或专业学校入学率下降了8%。^[16]但是从学历结构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生占比为9.35%，而旧金山湾区为12.88%（见表1）。可见，粤港澳大湾区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力不足，人口受教育程度与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所需高素质人才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从高校就业吸引力来看，一方面，高校设置了以教职和科研人员为主的大量招聘岗位，促进了人才直接就业；另一方面，高校通过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与产业紧密互动，推动科研成果在当地转移转化、孵化高新技术企业，从而衍生就业岗位。但是，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校在岗位设置和招聘上表现出灵活度低和多重引进壁垒的问题。以两个湾区的头部大学为例，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园官网招聘有兼职和全职岗位之分，而中山大学没有；再具体到引进条件，3所大学都对学历技能、科研能力、身体素质有要求，但是中山大学还另设了年龄限制。例如，临床百人计划要求年龄原则上不超过50周岁、科研百人计划要求一般不超过40周岁，这无疑缩小了引才范围。从高校人事管理发现，广东高校主要实施“双轨制”，即一部分教师（在校年资较长的教师和新引进的学科带头人）有编制，而近年新进教师实行无编制的聘任制。^[17]加之近年来很多高校开始引进终身教授机制，使新进教师失去了“铁饭碗”，又面临各自考核压力。在中国，这种终身教授制对汇聚世界一流青年人才是否有利，还需更多的研究和探讨。从研究型大学孵化创新型企业来看，两个区域的研究型大学创业能力相差较大。根据麦肯锡公司对Pitchbook的分析，2009—2017年，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毕业生总共创办了2948家公司。^[18]同为区域高校领头羊的香港大学，2005—2022年初创/衍生公司只有89家，^[19]转化数量明显更低，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也相对更少。

　　3． 高等教育集群与产业集群互动的比较

　　高等教育置身于区域社会和体制背景中，对社会发展起重要作用。从高等教育集群与人才高地来看，就是要通过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构建科产教共同体，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

　　从人才供应链来看，旧金山湾区高校能对企业的用人需求快速作出回应。贡献最为突出的就是《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将加州公立高等教育体系分为三层，明确了不同层级高校的人才培养定位：第一层为加州大学，以研究生教育和专业教育为主；第二层为加州州立大学，其首要职能是为本科生和通过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提供教学，侧重应用研究领域；第三层为加州社区学院，主要为转学四年制院校提供课程教学、职业技术教学及艺术课程教学。^[20]虽然该总体规划对人才培养层级进行了定位，但各高校培养人才并不保守。例如，圣何塞州立大学将“助力硅谷”（Powering Silicon Valley）作为自己的校训，从人才培养理念、内容和运作方式等方面力求贴近硅谷的发展特色；在人才培养上，为了避免大学教学内容的陈旧和僵化，美国大学在一般的课堂教学之外单独设立了“前沿课程”。这类课程从本科开始设置，主要是介绍和讨论某个专业领域的最新进展和知识。^[21]课程内容的不断更新使大学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更具前瞻性，保证了学生所学与实际需要接轨。而粤港澳大湾区各层级高校不同程度地存在定位不够清晰、人才培养与产业脱节、专业滞后于市场需求等问题。比如，珠江西岸作为家电、服装、机械制造业中心，对优秀技术人才和技术型工匠有大量需求。但是从毕业生从业占比来看，2019—2021届就业于零售业、教育、建筑业的高职毕业生比例持续保持在高位，在家电、机械制造、软件开发等现代制造业就业的高职毕业生占比走低，^[22]人才培养供需失衡。深圳的发展目标是加快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努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但目前来看，深圳的高等教育存在明显短板，缺少高质量研究型大学和世界级的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平台，使得高校整体实力难以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

　　从产学研协同创新程度来看，旧金山湾区形成了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多主体的协同创新机制。以硅谷为例，硅谷有一个以地区网络为基础的工业体系，在网络系统中，公司内各部门职能界限相互融合，各公司之间的界限、公司与大学等当地机构之间的界限也被打破，^[23]呈现出高度开放和灵活的状态。旧金山湾区众多具有较强研究能力的世界名牌大学和各类研究机构通过与企业合作，参与科技企业创新，成为湾区科技创新的源头。高科技企业又为大学提供充足的科研资金、试验场地和高端设备，并以大学、实验室为依托，通过孵化育成、吸收引进、成果转化等方式，发展和培育一系列创新型企业。^[24]同时，旧金山湾区“高校-风险投资-创业者”的创业生态系统在促进高科技产业集聚发展方面更显成熟。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其附属的哈斯商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或非营利管理的讲座是这两所学校教育计划的一部分。自2000年以来，这两所学校都成立了新的研究机构，即社会创新中心（斯坦福大学）和负责任商业中心（哈斯商学院），专注于研究社会商业和社会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而哈斯商学院的学生们一直在举办社会风险竞赛，参赛者在竞赛中介绍新的商业计划及其作为风险投资的潜力。^[25]风投公司会尽力挑选最具发展潜质的初创企业，为其融资、提供学习机会和嵌入当地网络体系。新兴科技产业与金融业相互配套形成了独特的“双轮”运转结构，加之产学研无缝对接让旧金山湾区科技创新飞速发展。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和金融基础、实力雄厚的制造业和高度集聚的创新主体，已形成高水平的产业集聚和完整的产业链，聚集着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和科研创新机构，但它们之间未能形成良好互动。长期以来，高校的科研经费由政府提供，教育活动对政府负责，所以高校和研究人员不需要过多寻求政府以外的科研支持，这就导致高校与企业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尽管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整体意识不断增强，城市之间、校企之间的合作交流逐渐增多，但交流主要靠政府驱动，自发行为较少，更多的是依托项目开展技术交流与合作，项目结束，双方的技术合作与创新也就结束。大学与企业之间这种缺乏制度型开放合作的状况使大学的基础科研难以进行成果转化，也难以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良好支持。

　　高等教育服务支撑人才高地建设主要涉及“育”与“引”两大方面。所谓“育”，就是要发挥高等教育育人功能，作育人材；而“引”主要在于高等教育发挥功能、资源、平台等方面的优势吸引人才聚集。下面从“育”和“引”两条主线出发，寻求高等教育集群发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的创新路径。

　　1. 优化高等教育集群体系，提升人才高地育才水平

　　从高等教育集群促进人才高地建设来看，构建与人才高地相适应的高等教育集群体系至关重要，因为人才高地是否稳固的关键在于高校人才支撑能力。

　　首先，要构建一个“层类交错”的粤港澳大湾区现代高等教育体系。虽然旧金山湾区的政府在人才高地建设中表现低调，但毋庸置疑的是其建立的公私并立、分工明确、层级贯通的加州高等教育体系一直以来都在为产业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为此，要纵向贯通粤港澳大湾区各层次职业教育，构建起“高职-职业本科-专业型硕士-专业型博士”的职业高等教育体系；同时横向融通职业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在“职普”两个体系之间构建灵活的转学与升学机制，加强不同层类高等教育之间的沟通衔接。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形成“职业高等教育（本科、专科）-应用型大学-研究型大学”的高等教育集群架构，但在层次类型转换和学分互认方面还存在障碍，需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资历框架体系建设和开展三地高校学分互认工作，以完善高等教育衔接与对接机制。最终构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既相对分离，但并行不悖、相互融通，又层类交错、有机统一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从而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高地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高等教育支持。

　　其次，要构建合理的高等教育层次与科类结构以优化人才高地的结构。从层次结构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大量高校和学生，但是在质量和人才层次上明显落后于旧金山湾区，以致高地不“高”，远不能适应和满足科创湾区建设定位、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需要。以粤为例，广东虽是高等教育大省，但不是强省，在输出高层次人才上后劲不足。对此，要加快高水平大学建设，加大研究生培养力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着力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同时，可以通过合作办学和新办大学的方式来弥补高水平大学较少、国际化人才不足的缺陷。从科类结构来看，科创湾区的建设定位又决定了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应加大理工农医类专业人才培养。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粤港澳大湾区传统产业逐渐向先进制造业以及产品研发、现代服务业等价值链高端延伸，对高端人才需求大幅增加。高校应根据粤港澳大湾区支柱性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特点，加强特色学科（学院）和新兴学科建设，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需求相契合的电子信息、石油化工、人工智能、金融、贸易等专业；同时，缩减一些不适应产业结构、就业率低、重复性高的专业，从而构建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相适应的科类结构，培养满足产业升级需要的专业人才，提升高等教育对产业升级的贡献能力。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应顺应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发展趋势，回应拔尖创新人才、战略科技人才培养的国家和粤港澳大湾区重大需求，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从而不断优化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结构。

　　2. 通过制度型开放增强人才高地聚才吸引力

　　打造国际教育示范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世界高水平人才高地，都与“开放”紧密关联，同时又具有“一流”的意蕴。显然，这既有水平意义又有方法意义，也就是说，打造的是国际的教育示范区和科技创新中心及世界的高水平人才高地，同时这些国际的、世界的一流示范区、中心、高地的打造和建设离不开开放，尤其是制度型开放。与先前的要素流动开放不同，制度型开放是以规制、规则、标准开放为主的开放，具有全面、系统、稳定的特征，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

　　首先，要进一步加大粤港澳大湾区向世界其他国家与区域的制度型开放。在人才引进的软硬件方面注意对标国际通行规则，多措并举形成引才合力。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可以依托国家战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与沿线国家建立更多的教育合作项目，包括学生交流、教师互访、联合课程开发等，吸引国际科学家、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前来学习和工作，并通过设置在线门户网站提供工作机会、研究项目、科研团队、学术会议等相关信息，以吸引更多国际一流人才关注和申请。而高校间国际活动的开展、人才的流动、教育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国际制度的维护。为此，要建立和完善国际化的人才引进规章制度，明确人才引进的资格条件、申请流程、评价标准、薪酬待遇、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湾区标准”，以确保引进人才能够依法享受有关政策和待遇。同时，制度型开放也为反思粤港澳大湾区引才过程的不足提供了镜鉴。例如，在签证制度方面，美国的H-1B签证计划允许雇主聘用外国科研专业人员到美国工作，还提供初创企业家签证（如H-1B的创业者版）和投资者签证（如EB-5），鼓励国际创业家和投资者在美国创办企业。持有H-1B签证的人士可申请永久居民绿卡，这一政策鼓励国际专业人才留在美国，持续为美国作出贡献。同时，针对留学生，美国提供了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OPT）和STEM OPT Extension等工作签证，允许国际留学生在毕业后继续在美国工作。这一系列签证制度既简化了特殊人才到美、留美程序，又体现了对人才的高度重视。而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在人才引进中还存在诸如年龄限制、考核繁琐等不利于人才流入的制度壁垒，为此要找准这些痛点和难点，深化改革，以更开放的姿态吸引国际人才。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三地之间的制度型开放也极为重要。粤港澳大湾区要积极依据教育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的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寻求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继2020年11月教育部与广东省政府联合印发《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规划》后，2023年8月24日，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与广东省教育厅又签署了《关于加强粤港教育交流与合作框架协议》，旨在加强两地的教育协作，支持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该协议内容包括继续鼓励粤港高等院校开展办学合作、人才联合培养和科技交流合作；加强粤港职业教育合作，进一步深化粤港资历框架合作；推进粤港两地姊妹学校建设，促进各类交流活动，提高活动交流质量；继续支持两地教师协作与培训交流等，这些都是深化三地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当前，粤港澳大湾区亟须建立高等教育领域的“湾区标准”，促进人才资源共享与流动的机制对接和规则衔接，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奠定制度基础。

　　3. 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推动人才、科技、产业互融

　　高等教育集群、人才高地形成于特定的地理区域，但并不意味着封闭。这就要求高等教育集群、人才高地与产业集群、科技创新集群紧密相融，发挥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作为中间桥梁的作用，让“育”“引”的人才与产业、科技发展契合。

　　首先，高校人才培养要适应产业、科技融合的趋势。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拥有一定体量的高水平大学和相当数量的应用技术类院校和职业类学院，并与政府联合、与行业协作、与企业合作搭建了多种形式的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平台，如产业学院、职教集团、产学研联盟等，这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发展的一大特色。但仍应看到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不同程度地存在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合”、人才培养不“新”、科技创新难“用”等痼疾，也就是说，人才和科技还未真正嵌入当地生态环境。在新时代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价值导向下，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专业设置要及时跟上科技发展，与产业同频共振。为实现这一目标，可以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学技术建立“产业-专业-就业”信息发布平台，这个平台可以对产业趋势、需求分析、专业设置、课程安排以及就业机会等信息进行整合，帮助高校根据企业需求灵活地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设置，促进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耦合。同时，随着科技不断发展，知识结构呈现出不同学科交叉融合、新旧专业更替的态势，高校要打破原来的学科界限，采取“学域”“枢纽”等方式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依托产科教平台，以产科教一体化育人为切入点，将产业需求纳入课程设计和教育计划，借助“互联网+”“挑战杯”等创新创业活动，以研促学、以产助学，深化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

　　其次，高校要运用人才加速产业、科技的融合。高校除了在“育人端”满足企业需求外，也要从“科技端”“创新端”急企业之所急，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相比旧金山湾区，粤港澳大湾区起步较晚，高校更要以产业需求为发力点，运用企业、学校、社会的人才力量，联合开展科技攻关、产品研发、技术改造。高校可以组建跨院系、跨专业、跨校企的异质性混编教师教学团队和科教创新团队，以产科教平台为载体，将分散的教师资源、科研力量聚合成群，共同开展重大核心技术攻关。对于初创和微小企业，高校一方面可以设立专门的支持机构或孵化器，提供技术指导、资源共享、资金支持等服务，以促进这些企业的科技创新和成长；另一方面也可以借鉴斯坦福大学通过“荣誉合作项目”向当地公司开放课堂的经验，为企业工程师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同步最新科学和技术知识，或者鼓励教师以到企业兼职的方式参与企业生产实践，帮助企业技术技能革新，助力企业由小变大。这种互促互融的模式将有助于高等教育集群、人才高地和产业集群之间形成良性闭环，提升教育、科技、人才和产业之间的协同效应。

　　注释：

　　①2023年4月，粤港澳三地共同公布110项“湾区标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香港特别行政区工业贸易署、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三方共同签署了《关于共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发展的合作备忘录》，本次公布的“湾区标准”以粤港澳三地高共性、易融合的重点民生领域为切入点，旨在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扩大标准制度型开放。但110 项“湾区标准”中没有教育方面的标准。

　　参考文献：

　　[1]中国政府网.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EB/OL].（2019-02-18）[2023-08-25].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7

0836.htm.

　　[2]中国政府网. 习近平出席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2021-09-28）[2023-07-21]. http://www.gov.cn/xinwen/2021-09/28/content_5639868.htm.

　　[3]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EB/OL].（2015-03-13）[2023-09-05].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wgk/ghcw/ghjh/

201503/t20150313_153952.html.

　　[4]陈先哲. 从竞争到竞合：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发展[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134.

　　[5]贝尔纳. 历史上的科学：卷4[M]. 伍况甫，彭家礼，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978.

　　[6]萧鸣政，应验，张满. 人才高地建设的标准与路径——基于概念、特征、结构与要素的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2022（5）：50-56.

　　[7]KNIGHT J. Education hubs: a fad, a brand, an innovation?[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1(3): 221-240.

　　[8]张继明. 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语境下合作型高校校际关系的建构[J]. 高校教育管理，2022（4）：20-30，40.

　　[9]卢晓中，武一婷.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发展的战略选择与基本路向[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9-15.

　　[10]伍凤兰，陶一桃，申勇. 湾区经济演进的动力机制研究——国际案例与启示[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23）：31-35.

　　[11][23]萨克森宁. 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和竞争[M]. 曹蓬，杨宇光，等译.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2-27. 4.

　　[12][22]南方科技大学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大数据研究中心. 粤港澳、京津冀、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2）[R]. 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大数据研究中心，2022：18. 21.

　　[13]QS Top Univesities. QS世界大学排名2023[EB/OL].[2023-10-08]. https://www.qschina.cn/university-rankings/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23.

　　[14][18]Bay Area Council Economic Institute. Economic profile 2020: the evolution of the Bay Area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wake of COVID-19[R/OL].[2023-08-25]. http://www.bayareaeconomy.org/report/economic-profile-2020-the-evolution-of-the-bay-area-higher-education-system-in-the-wake-of-covid-19/.

　　[15]广东统计信息网. 广东统计年鉴2022[EB/OL].（2022-10-25）[2023-09-25]. http://stats.gd.gov.cn/gdtjnj/content/post_4035145.html.

　　[16]The San Francisco Standard. Where are all the undergrads? college student population in SF drops by 10,000, new data shows[EB/OL].(2022-09-16)[2023-08-25]. https://sfstandard.com/2022/09/16/college-student-population-in-sf-drops-by-10000/.

　　[17]卢晓中，秦琴. 高等教育集群发展视域下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办学自主权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2021（4）：55-63.

　　[19]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初创/衍生公司[EB/OL].[2023-08-25]. https://www.tto.hku.hk/startups/hku-startup-spin-off-companies.

　　[20]吴思，卢晓中. 国际一流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发展的结构优化及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启示[J]. 北京教育（高教），2022（11）：6-12.

　　[21]李祖超，王甲旬. 美国研究型大学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经验与特色[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2）：35-43，50.

　　[24]黎友焕. 旧金山湾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启示[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1-11.

　　[25]KANJI T, MASAATSU D. Social innovation cluster in ac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J].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2007(1): 1-17.

（责任编辑　吴潇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