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强国”是教育服务国家强大战略的简称，在20世纪末开始成为中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内容。“教育强国”作为一项国策，是党中央在世纪之交通观世界大局、审时度势筹划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决策。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历史虽不及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但也有300多年历程，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然而，美国真正将教育作为服务美国国家战略的时间，则主要开始于二战后美苏“冷战”对峙时期。通过立法，美国联邦政府逐渐在经费支持、战略引导、模式创新上将美国高等教育纳入强国战略，使美国教育成为服务于美国国家安全需要的重要保障，奠定了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科技、人才和教育强国的霸主地位。

首先，美国“教育强国”战略与美国国家发展史和高等教育发展史有着深刻的渊源，教育地方主义和教育自治传统成为美国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特色。早在殖民地时期的1636年，马萨诸塞州查尔斯河畔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学府——新市民学院（现哈佛大学），标志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开始。此后，北美陆续建立了威廉与玛丽学院、耶鲁学院（现耶鲁大学）、新泽西学院（现普林斯顿大学）、费城学院（现宾夕法尼亚大学）、国王学院（现哥伦比亚大学）、罗德岛学院（现布朗大学）、皇后学院（现罗格斯大学）、达特茅斯学院等8所学院。此时，美国的高等学府并不是服务于“国家”，也没有美国特色，而是以清教徒新教信仰为基础、仿照欧洲大学办学传统产生的地方性教育机构。这种地方教育自治的经验在独立战争后得到《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进一步确认。在宪法被通过后，美国国父们又通过了后来被称为《权利法案》的10条宪法修正案。其中第十修正案规定“凡宪法未授予合众国行使，亦未禁止各州行使的各种权力，均保留给各州政府或人民”。教育事项并未被宪法明确规定，就自然成为州政府或人民的权力和权利范畴。这也符合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和美国地方自治传统。自此以后，美国的教育事业首先是州政府管理和民间自治的事业。

其次，美国“教育强国”战略与南北战争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密切相关，教育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逐渐奠定了美国特色的教育强国模式。美国建国后通过战争和购买等方式扩张了大片国土，而内战进一步化解了国内社会经济融合发展的根本障碍，但既有的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难以满足社会发展对农业技术人才的迫切需求。1862年，联邦政府颁布了《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或称《土地授予学院法案》（Land Grant College Act），通过向州政府提供公有土地或卖地资金来支持州政府建立专门从事农业和机械工程类的大学。该法案规定，根据各州国会议员人数每人拨给3万英亩土地，并将这些土地所得收益除10%用于购买校址外，其余将作为利息不低于5%的捐赠基金，用于在每州至少资助开办一所农工学院，讲授农业和机械方面的知识，培养社会需要的专门人才。如果这笔基金5年内未能使用，将被收归联邦政府。法案一经施行，迅速推动了各州创建州立大学的热潮，因此建立的学院也被称为“赠地学院”。《莫里尔法案》的意义在于，使联邦政府介入了传统上完全属于州权和教育自治的范畴，通过联邦政府立法规范、经费支持和价值引导，美国高等教育逐渐具备了服务国家与社会的办学理念，纳入了美国教育强国战略规划之中。《莫里尔法案》孕育了“大学服务社会”、后来被称为“威斯康星理念”（The Wisconsin Idea）的集教学育人、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于一体的实用主义办学理念。美国高等教育自此遍地开花，而且适应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需求，形成了具有综合性、应用性和多元性的美国教育体系。

再次，美国“教育强国”战略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安顿退伍军人战略部署直接相关。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因为较为开放、自由、包容、和平的政治社会环境，成为无数欧洲高级知识分子移民和文化流亡者寻求庇护的家园。据统计，在1933年-1941年，有7600多名知识难民流入美国，其中1090名科学家，700人以上是教授，以及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大量学者型和艺术型的文化流亡群体。这些流亡知识分子成为影响乃至塑造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美国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群体。随着二战的结束，美国需要解决数百万退役士兵的就业问题，尤其需要使其具备就业技能，融入和平时期社会发展潮流。1944年，美国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案》（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法案规定，二战中服役超过90天的美国公民在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享有政策支持，在部队服役两年的退伍军人可以享受政府资助完成4年大学学业。法案实施6年，超过200万退伍军人入学。美国高等教育再次扮演着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重要角色。

最后，美国“教育强国”战略与二战后美苏“冷战”对峙的国际竞争环境密切相关，美国面临苏联科技竞争优势而积极主动实施教育强国战略，将美国地方主义和自治主义的高等教育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之中。在此背景下，美国于1958年颁布《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使高等教育成为加强国防安全建设的重要支柱。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并未根本改变教育强国战略，在国际竞争层面，教育依然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美国在高精尖领域相对优势和绝对优势的重要支撑。

进入21世纪，美国“教育强国”战略更加聚焦于前沿科技领域，尤其是芯片制造、人工智能、生物科技、超级计算机、太空探索等领域的教育成为美国确保21世纪国家竞争优势和国防战略布局的重中之重。从小布什时期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到奥巴马时期的《每一个学生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到特朗普时期的《总统备忘录》，都旨在全方位改革美国教育体系，提高教育质量，推进美国“教育强国”战略。在如今的拜登政府时期，美国联邦政府积极扩大教育开支，进一步支持高等教育发展，尤其在免除学生助学贷款、创办免费社区大学、扩大教育开放政策上有着新的推进。在“重建得更好”（Build Back Better）口号下，拜登政府稳步推进着美国的教育强国政策，以满足新时期美国国家战略需求。总之，教育强国已经成为历届政府极力推动的国策，中国建设高质量教育，推进教育强国建设，需要深刻总结美国的教育强国特征，吸取其有益经验。

美国教育强国建设与其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存在本质关联，在其缓慢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教育自治、服务社会和国家引导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并以此形成了多元、实用、开放、创新的教育自治特征。

第一，美国教育强国建设的根本特征是多元自治。美国宪法并未将教育交给联邦政府统一管理，而是保留给各州和各州人民。因此，美国没有自上而下、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制度设计和教学体系。美国联邦政府虽然有教育部，但却不是统管全国教育事业的政府机构，只负责按照教育立法分配经费、搜集全国教育数据。各州政府尽管设有高等教育委员会，但也只是协调机构。因此，各州人民（具体而言是各州大学行政人员、教授团体及相关校外人士）才是美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真正主体。教育自治体现为“高校董事会-校长-行政人员”构成大学行政管理系统，高校教授组成学术评议委员会，行政系统与学术系统相平衡，共同支撑大学自治体系。这种非单一制、非统一化、非国家意志主导的教育发展模式，发端于美国根深蒂固的地方自治传统和强大的公民社会，是美国民主特色在教育中的体现。教育自治培育出多元化的高等教育理念和模式，能够充分发挥教学管理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地制宜、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促进了教育的繁荣。尽管如此，美国大学教育理念与美国国家追求的自由民主理念深度契合，各大知名大学为美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总统、议员、州长、法官等政治家。大学自发成为美国强国战略得以施展的基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建国时奠基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有美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美国人不言自明的政治文化血液，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繁荣发展的动力源泉。

第二，美国教育强国建设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美国民族气质和政治文化的核心特征是实用主义，这种精神得到了19-20世纪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威廉·詹姆斯和约翰·杜威等人明确的理论表达，尤其是杜威将实用主义用于教育，强调教育服务于人的社会生活，甚至服务于民主社会的需求。实际上，在杜威等人表达实用主义教育理念之前，美国的教育实践就体现着浓厚的实用主义特征。赠地学院的兴起就是服务于社会对农工科技人才的需要，而康奈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都将服务社会需要作为办学理念之一。大学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而是服务社会、改进社会的桥头堡。

第三，美国教育强国建设的直接动力是国家引导。美国联邦政府尽管最初并未积极介入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但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演变，联邦政府通过赠地法案和财政支持，推动各州和民间办学热潮；通过颁布《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使大学承担起降低失业率、安顿战后数百万年轻退伍军人学习和就业等国计民生战略重担；通过《国防教育法案》，有意识地引导大学发展与国防军事相关的科学，使教育教学符合国家对外战略需要。

总之，美国教育强国建设形成了“大学-社会-政府”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大学与社会深度融合，社会不仅是大学的服务对象，也是大学获取经费支持的不竭源泉，是大学管理有效运转的基础。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通过教育立法和经费支持，引导和激励大学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部署，促进符合国家对外战略需求的相关学科繁荣发展。

美国教育强国建设虽然具有美国特色和美国经验，但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正处于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新时代、新征程，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教育强国建设有益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中国教育强国新方案、新路径、新模式，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美国的教育强国经验对于中国构建高等教育强国具有如下重要启示：

第一，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略部署，提高管理效能。建设教育强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必须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根本目标，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重要使命，以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现代化为基本路径，以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功能。因此，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方向，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前提下，积极创新教育体制机制；在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统一部署下，充分调动大学创新发展的积极性，提高学校管理机制的有效性，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现代化，使大学成为真正服务于国家与社会长远发展的重要智力支柱，使教育成为人民幸福之本、国家富强之基、民族复兴之源。

第二，要立足中国国情，推进教育改革，优化教育体系。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首次作为单独部分来论述，体现了新时期教育强国在党和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要在党的二十大教育强国战略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教育强国指示精神的引领下，将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作为重中之重，积极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教育理念、制度和模式，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发展，与时俱进地推进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建设高质量的教育。

第三，要加强战略布局，根据战略需求，促进学科融合。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我国教育强国指数位列全球第23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更加宽广坚实。面对当前世界科技竞争差距，中国需要优化战略布局，要在高精尖技术行业突破创新，要加大在自然科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投入。同时，中国仍面临对外传播瓶颈，存在话语权被垄断的困局，因此需要有更多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为国家提供观念和话语创新，提高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真正使教育服务于国家对外传播战略需求。因此，需要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投入上取得相对平衡，不断促进新工科、新文科的发展，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融合，激发我国教育创造力、吸引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教育体系。

第四，要坚持教育交流，吸收国际经验，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教育改革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通过丰富和扩大中外教育交流，促进西方先进教育人才、理念、模式“引进来”，推动中国教育人才、理念、模式“走出去”，实现中外教育国内国际“双循环”。教育交流成为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方式，也是打造“留学中国”品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的重要机制。在国内国际教育交流中融合创新，使中国成为21世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

第五，加快教育创新，夯实强国根基，展示大国教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当今中国正处于百年变局的历史浪潮之下，正走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伟大事业，需要中华民族凝聚创新精神。教育强国是党和国家为中华民族擘画的壮丽画卷的一部分，唯有敢于创新、善于创新，才能真正续写华丽篇章。中国将以教育强国缔造人民幸福的根本，夯实国家富强的教育根基。未来中国，不仅是教育强国，更是创新强国。（作者王栋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聘正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马涛系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