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中英，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面对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和科技竞争，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新征程上教育必须担负起的职责和使命。

什么是拔尖创新人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应面向少数还是面向人人？一个能不断涌现出拔尖创新人才的教育系统和社会有着怎样的面貌？

日前，石中英接受采访，为当下认识和剖析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问题带来了独特视角。

记者：拔尖创新人才是现在的高频词、热词，什么是拔尖创新人才？

石中英：我们平常说的“拔尖创新人才”，主要指的是拔尖人才，也就是对各行各业的发展起着模范带头作用、处于人才头部的领军者。但严格来说，“拔尖”和“创新”不完全重合。那些有着正确价值取向，为社会提供了创造性的思想观念、物质产品和社会服务的人都称得上是创新人才。因此，拔尖人才注定只能是少数，创新人才则可以有很多。

不过，从拔尖创新人才这个概念本身来看，它既包含了拔尖人才这部分，又包括了创新人才这部分。所以，怎么理解拔尖创新人才这一概念的内涵，其外延又有多大，还需要更多的讨论。但可以笼统地说，拔尖创新人才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对杰出人才和创新人才的渴望和需求。

记者：拔尖创新人才和通常说的“天才”“超常儿童”有什么不同？

石中英：一般而言，天才主要是指天赋很高的人。不管是经验观察还是智力测量都表明，人的天赋确实存在差异。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一个人能否成为社会中的优秀人才、杰出人才乃至拔尖人才，天赋只是一种影响因素，后天的努力、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个人际遇，以及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等其他因素，都对一个人的成长成才有着重要作用。所以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充分考虑天赋条件虽然无可厚非，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天赋高的人未必是成就大的人，从天赋到成就，这个中间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对于青少年而言，他们还不能被称为人才，我们只能说他们是人才的幼芽，教育者可以朝着拔尖创新人才这个方向去培养他们。

记者：您怎么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为实践和研究的热点？

石中英：当前，教育系统都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思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怎样做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这是一件好事。但另一方面，我们确实面临很多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比如，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相应的资源条件，但是在客观上我们国家教育资源的配置存在不均衡，怎么办？再比如，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有着自身的独特规律，也就是有“不这么做，拔尖创新人才就出不来”的一些基本原则。但是今天，我们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成长规律还没有很好地总结概括，未形成有广泛解释力的理论，这也是现在非常需要做的事情。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时代课题，如何回答好这个时代之问，确实要从政策、理论以及实践层面做一些系统深入的研究。

记者：从国内外经验来看，拔尖创新人才一般如何培养？

石中英：在教育界一般有两种培养模式：一种是通过教育和选拔，把少数在同年龄群体中资质比较优异的学生选拔出来，给予他们特殊的培养，助力他们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另一种是给所有的学生提供自由宽松、充满挑战性和支持性的学习环境，助力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脱颖而出成为拔尖创新人才。

这两种模式分别基于两种假设。前一种假设拔尖创新人才主要受个人天赋影响，主张把这些天赋优异的学生选拔出来。后一种是持多元智能理念，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异于他人的天赋，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拔尖创新人才，只要有合适的环境和条件，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拔尖创新人才。这两种模式哪一种更好？现在很难下一个判断。因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们都拿不出证据来证明哪一种模式更好。可以肯定的是，影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因素是多样的，有观念的、制度的和文化的因素，还有主体本身的因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很难被“工程化”，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大家也经常说，拔尖创新人才有时候不是“拔”出来的，而是自己“长”出来的。所以给每一个人机会，可能比给少数人机会更重要。因为把一些优质教育资源过早聚集在少数人身上，从而剥夺了其他学生享受这些资源的机会，这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冒险。

就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对拔尖创新人才的需求而言，我觉得不妨两手抓、两条腿走路。在缺乏有效模式的条件下，作为实验性的尝试，鼓励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多样化探索是非常现实和可行的。

记者：目前，拔尖创新人才的贯通培养很受关注。您怎么看？

石中英：大学目光向下去参与小学、初中的教育，这个方向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人才培养本来就是一个系统，在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教育的根本问题上，大中小学应该同题共答。但是教育也具有阶段性，由于观念的、体制的等各种原因，总的来看，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衔接不够、贯通不够。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大家各管各的，相互了解得不多，合作也不够充分。就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来说，必须思考怎样打破各级学校之间制度壁垒的问题，提升各级学校在培养目标、内容、方法、评价等方面的一致性、衔接性和贯通性。在这方面，大学要发挥主导作用、龙头作用。

记者：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清华办学治校的传统。清华加强学段衔接与贯通的经验是什么？

石中英：应当说，在培养学生的拔尖创新能力上，清华大学与清华附中、附小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大学、中学和小学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文化等都具有较好的一致性。比如清华附小为孩子们提供了鼓励好奇心、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合作精神的学习环境，清华附小的学生学得活、学得主动、学得深，是大家普遍的印象。清华附中也非常注重培养学生们的科学精神，在大学的支持下设立了很多探索性的项目化学习课程。至于清华的本科生、研究生培养则更是重视学生的科研志趣、方法和实践，鼓励学生们选一等的题目、作一流的贡献。

谈到经验，可以用“双向互动”来概括。长期以来，清华大学的附中、附小主动为大学服务，大学也积极为附中、附小服务，形成了一种办学的优良传统。很多大学也有自己的附中、附小，但大学、附中和附小在教育上保持方向一致，在教学中保持充分的交流合作，附中、附小充分利用大学的师资、实验室等资源，共同推进大中小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一体化，这样的案例恐怕还不是很多。

记者：在基础教育阶段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需要高校的力量。如何吸引大学参与？

石中英：当下，很多大学都乐意举办基础教育论坛，但主要是为了大学招生，没有起到让大学老师和中小学的校长、老师坐下来，一块讨论和研究基础教育发展的作用。我希望这些论坛的功能再做一些扩展，比如，大学可以谈一谈对高质量基础教育是怎么理解的，讲一讲希望基础教育给大学输送什么样的人才等。来自基础教育界的校长、老师们也可以在论坛上介绍基础教育在课程、教学和评价等方面的改革。这样做除了有助于加强双方沟通外，还能解决大学对基础教育的一些刻板印象。很多大学老师认为中小学校长、老师把分数看得很重，其他都不管。说实话，大学老师只要去中小学校走一走，和校长老师们聊一聊，就能减少这种刻板印象。事实上，在任何一所中小学，校长老师在关注学生成绩的同时，也关心学生的行为习惯、学习方法、道德发展和人格形成，只不过这些最能代表教育内涵的行为往往被遮蔽和边缘化了，不容易被人们所看到。

这些基础教育论坛，可以增加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工作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培育和凝聚关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共识。现在很多大学老师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很多大学里的院士、著名学者和青年教师，都很愿意深入到基础教育一线，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

记者：您提出，围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础教育不是没有探索，但是由于评价等原因，高校和社会对此了解不多、认可不强。由此来看，还要做好哪些工作？

石中英：高考是人才选拔的一个基本路径，也是衡量一个人学业水平的基本标准。要大规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需要继续推进高考和招生改革。目前来看，高考改革从知识中心转向素质中心，招生改革从统一录取走向以统一录取为主同时根据人才培养需求实施分类化、多样化录取是一个大的趋势。

虽然我不是研究高考的专家，但最近这些年我也看到，高考的命题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学生知识分析能力、应用能力、综合创新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也倒逼基础教育的课程和教学改革。另外国家也支持实施了很多特殊渠道的招生计划，高考招生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为广大考生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路径。这些都是非常积极可喜的变化，基础教育界的同志们和广大家长一定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用过去的老办法来应付今天和明天的高考犹如刻舟求剑。

记者：正如您所说，当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政策做出调整甚至突破，其中的原则和底线应该是什么？

石中英：原则和底线就是教育的原则和底线，要反映教育规律，要真真切切为学生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着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首先是“培养人”，然后才是“培养人才”，“人”在先“才”在后，先“成人”后“成人才”。千万不要在实施这些项目的时候，把我们所选拔的少数学生标定为“人才”。我最担心的就是在实施这些项目时，早早地给这些中小学生戴上“人才”的帽子，这对他们的成长容易产生负面的影响。俗话说百炼成钢，真正的拔尖创新人才是要在经历无数的尝试、困难、挫折和失败后才能“炼成”的。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很少有完全靠天赋涌现出来的，往往是谁最能吃苦、谁最能坐得住冷板凳、谁最能冒险、谁最能坚持，才能够最后脱颖而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应该遵循教育的规律和人才成长的规律，不能揠苗助长、急于求成。

记者：芬兰、美国等国被称为创新人才的高地。他们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的经验是什么？

石中英：从我对芬兰、美国这些国家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实际观察和了解来说，我觉得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质量观。在这些教育发达国家的课堂里，老师真是把核心素养放在教学的核心位置，很注重学生学习的兴趣，鼓励学生自由地提出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并允许学生对教材的观点、逻辑、材料等进行质疑，不断地引导学生去想自己适合干什么以及将来想干什么。在他们的课堂里，教学是一个赋能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控制的过程；知识更多时候是思想的材料，而不是思想的目的；老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哪怕是听起来不太合理的问题，也非常重视，不轻易喝令禁止，更不会冷嘲热讽。

可以想见，从这种教学文化氛围中走出来的孩子，应当是愿意思考、会思考并喜欢思考的孩子，有不懂的内容，或者回答错了一个问题，都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从这种教学文化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将来不管从事怎样的工作、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他们不会逃避，也不会害怕，他们想的是怎么去分析和解决问题。我们孜孜以求的创新意识、能力和精神的培养不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吗？

现在，我们的教学质量观需要做进一步的变革，要让教学真正地围绕着学生的成长来设计，要允许孩子们去质疑和想象。知识的价值在于滋养我们的思想，而不是束缚我们的思想。在这方面，我们的教学文化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变革。现在很多学校重视学校文化建设，但主要停留在理念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的设计和再设计上，对于教学文化多有忽视，这个问题今后要认真研究解决。

记者：我们观察到，对于目前的一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家长们很关注也有些焦虑。您怎么看？

石中英：我认为，这些项目的出现，有其深刻的时代原因和实践背景。从时代原因来说，反映了这个时代整个社会和国家建设对拔尖创新人才的旺盛需求。从实践背景来说，也反映了教育界对目前人才培养和选拔方式的不满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的设立，一定程度上可以开辟统一高考招生之外的新路径，为拔尖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提供新的赛道。在此意义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的设立有其合理性、必要性和示范意义。

这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的设立，可能会导致一轮新的家长追逐热潮，研究它们的选拔标准，并帮助自己的孩子拔得头筹。听说有的家长已经千方百计寻找这些项目的负责人，请他们考查和指导自己的孩子。这些行为虽然可以理解，但是站在社会立场上来看，说明我国社会在人才观上还没有完成现代化的转换。现代的人才观一定是多元而不是单一的。中国传统社会太希望把人和人、孩子和孩子进行比较。这种人才观念我觉得是错误的。每个孩子只要基于自己的天赋，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为社会作出了贡献，我觉得就是人才。我们今天必须树立多元主义的人才观。站在家长的角度说，孩子上不了这些拔尖创新人才班，也不说明他将来成不了人才；就是孩子上了这些拔尖创新人才班，也不等于说他将来就一定能够成才。

记者：对比国外的经验和传统，您认为，中国有可能走出自己独特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之路吗？

石中英：答案是肯定的，既有可能，更有必要。拔尖创新人才是一个国家的“稀缺人力资源”，虽然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方面，我们需要向国际社会学习借鉴，需要促进教育、学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但是更需要一种自主的意识和自信的精神，扎根中国大地，加快建设我国自主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在我们能不能自主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这个问题上，曾经出现过一种文化自卑的观点，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缺少创造性基因，不能够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有害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创新因子，也产生了世界公认的文明成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托于我们自己的教育体系，培养出了各行各业的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基于这些历史事实，我们应该树立起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文化自信。

坚定中国式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文化自信，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人才观、成才观和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夯实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理论基础，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思想和方法论指导。

其次要对中国传统的人才观、成才观和教育观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并结合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再次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党的十八大以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政策和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经验概括，努力把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开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和典型经验，同时也对一些失败的案例和教训进行总结反思。

最后要从全球视野出发，对中国式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一些基本问题、重大问题和前沿问题开展科学研究，将研究与培养实践的改进有机结合在一起，不断探索和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中国模式。

（来源 ：《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