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长期以来，政治和经济一直是驱动教育转型的主要因素，当下技术的变革正在成为驱动教育转型的关键。面对技术变革，尤其是生成性人工智能技术的涌现，教育需要摆脱工业社会中对于筛选与竞争的迷思，放弃对高竞争等于更卓越的执迷，并走出为就业而教的窠臼，从人才培养回归人的培养。教育的根本在于培养人之为人的美好品质，而不是通过专业对口或学以致用为就业做准备。在工业社会中，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是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媒介；在后工业社会中，教育应以科目教学和专业教育为中心转向更加注重培养人的横向素养，以更充分、更适合的教育帮助每一个人更好的应对愈来愈不确定的未来。
关键词：技术变革；人工智能；教育转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课题“创新创业如何重塑大学”（BIA200187）

      在《教育和技术的竞赛》一书中，克劳迪娅·戈尔丁，劳伦斯·凯兹曾详细分析了技术变革、教育和贫富差距三者之间存在的微妙的“竞赛”关系。如他们所言：在20世纪的前四分之三中，受过教育的工人供给量增加了，同时技术进步也带来了对他们的需求的增加，但前者要快于后者，因此实际收入的提高可以和贫富差距的缩小并存。但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内，形势急转直下，贫富日益悬殊。换句话说，在20世纪上半叶，教育跑在了技术的前头，但到了后来，技术逐渐反超教育。就整个世纪而言，科技发展的技术偏向性并没有太大变化。相反，两极分化的加剧更应归咎于教育进步的放缓。在工业社会中，以教育与技术的竞赛的输赢来解释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缩小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在教育与技术之间的确存在微妙的“竞赛”关系。当教育走在技术前头，就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当教育落在技术后头，贫富差距就扩大。但在后工业社会中，这种带有工业化色彩的经济话语的解释，其局限性也非常明显。这种解释背后所隐藏的假设仍是将教育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可能导致既误解了教育的本质，也会遮蔽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型。

一、教育与技术的关系

      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和成人的过程，而不是为就业做准备或创造经济价值。在工业革命之前，教育与生产或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较为疏远。教育的目的主要在于培养完人或君子，而技术的进步主要掌握在熟练工匠手中。教育与技术之间井水不犯河水，不属于同一个场域，也就不存在“竞赛”关系。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范式，由于工业经济存在特定技能偏好，人的受教育程度与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为满足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教育不得不从培养人转向了培养才。其结果，学校偏离了教育的宗旨，倾向于通过严格的筛选有组织、有计划地为工业社会各部门提供适合的技能人才。在工业经济体系中教育与技术以人力资本为纽带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而相互竞赛或竞争。以人才培养为目标，工业社会中的教育制度以工厂为典范完成了学校化的转型。在工厂化的学校里，教师是工人、教室是车间、教材是图纸、学生是产品，而学历和文凭则相当于“出厂合格证”。经过工业社会技术文化的规训，教育成为经济发展的附属，受教育的目的也从成人转变为了不断积累人力资本，以适应工作场所中对于相关知识和技能的需要。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人力资本理论的激励下，教育更是被工作或就业所绑定，帮学生找到好工作或获得高薪成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要任务。然而，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职场或工作世界发生了深刻变革，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也已势不可挡。根据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一般规律，社会变了，教育也要发生变化，教育与技术的关系也会随之变化。此时，“竞赛说”将不再能解释技术变革、教育与贫富差距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们知道，在工业社会中教育也是工业化的一部分，即工厂式或工业化教育。工业社会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范式决定了学校教育主要以知识和技能的生产为媒体，与经济系统镶嵌在一起。长期以来，政府之所以强制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受教育者之所以努力学习力求进入更好的大学、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主要是为了适应工业社会中相关工作岗位对于人才规格的强制性要求。实践证明，当受教育者在教育系统中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可以满足工作岗位的需要，尤其是相对于工作岗位对于知识和技能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时，学校教育就具有较高的个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从而可以有效促进阶层流动、缩小贫富差距。一旦学校教育系统中所提供的知识和技能无法满足经济系统对于知识和技能的要求，或受教育者无法适应新经济的要求，或新经济不再能够为受教育者提供足够多的工作岗位，教育与工作世界的有效链接将面临中断或脱嵌。如前所述，在工业社会中基于经济体系对于知识和技能的偏好，教育与技术之间存在微妙的“竞赛”关系。此时教育系统的压力主要是不断改进或改善对于知识和技能的生产，以满足经济发展对于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的需求。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意味着工业社会的技术-经济范式和社会结构将发生颠覆性变化。经由学校教育所获得的专业性知识和技能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面前将逐渐失去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作为市场信号的学历和文凭在劳动力市场或工作世界中也不再被认为是硬通货。

      就教育与技术的关系看，在工作日益稀缺的世界里，教育需要根本性的改革或转型，而不再是按照工业化的逻辑，以旧模式为基础不断改进或持续改善。虽然“改革”（Reform）无论字面上还是实际上并不意味着“改进”（Improve），但“改进”并不总是优于“改革”。如果大方向错了，愈改善可能会愈糟糕，愈改进可能会愈没出路。此时，需要的是通过改革使其恢复正常。换言之，“改进”或“改善”是一种适合工业化的线性思维，即精益求精，“改革”则因其多意性和模糊性而保留了战略选择的多种可能性。换言之，改进只会使教育愈来愈精致，而只有深度的改革才可能驱动教育转型。在机械技术时代，技术的功用主要是辅助人以提高生产效率，而在信息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愈来愈展现出替代人的潜力。在此背景下，教育如果还要与技术竞赛可能就类似于工业社会中人要和火车比力量、和光电比速度。遗憾的是，当下社会的变化没有引起民族国家或政府的重视，教育改革仍然是以修补旧模式或追赶优胜者为主，从而导致我们的教育落后于技术、落后于时代而不自知。“现在的政府往往还没有认识到这种趋势，还以为自己大权在握，就可以‘制造就业机会’、塑造特定的劳动力、调节劳动力市场。而实际上，长远来说，必然是徒劳无功，因为社会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政府的短期努力可以左右的程度。政府真正需要的，是开放教育。”在智能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在以尖端知识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里，每个人只有受到了充分的、适合的教育而不是专业对口的教育，才能最大可能地应对极端不确定性的未来。

二、技术对教育的冲击

      后工业社会中，根据新经济的发展范式，人们需要做的或需要人做的是技术不能做的，而不是让人在技术有明显优势的领域里去和技术进行不对称的竞赛。工业社会中为适应金字塔社会结构的要求，学校教育倾向于通过竞争和筛选为少数人提供力争上游的机会。结果就是，多数人成为少数人受教育的牺牲品。“教育的真正秘密，即无数的人表面上似乎是在为了自己受教育，实际上是在为了使少数人受教育成为可能而替教育事业工作。”在后工业社会中，传统的等级制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将逐渐趋于解体，扁平化的小机构将成为吸纳就业或工作的主要场所。由于智能技术的进步，以读、写、算为代表的传统技能逐渐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以有偿雇佣为特征的旧工作范式也将趋于瓦解。此时，以数字能力、解决问题、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创造力、非认知能力、文化意识、主动性、合作意识等“横向素养”（transversal competencies）将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为应对新经济的发展并适应新的社会形态，基础教育将不能再局限于分科教学，更不能再简单以考试分数的高低来评判学生学习成果的优劣；高等教育也将不能再局限于专业知识、技能的传授以及文凭、证书的发放，高等教育将更加强调培养人的前瞻能力和未来素养。在此情况下，传统的以培养知识人为信念、以技能观为主导的学校教育必须转型。在极端不确定的世界里，对创造力、创新思维、创业精神以及机智敏捷、批判性思维、合作意识等品质的需要，更甚以往任何时候。“在可见的未来，学校还会是年轻人进入社会之前的主要学习经历。学校的职责，以前是把学生塑造成社会生产的劳动力，这是一个瞄准和收窄的过程；现在应该是一个拓宽和释放的过程，让他们可以在宽广的社会中，创造自己的天地。”以人人受教育、人人成功为目标，未来的教育不可能再通过严格的筛选和激烈的竞争为少数学生提供一份稳定的工作，而只能基于灵活多样的教育体系致力于为每一个人应对不确定的未来做准备。

      在技术的维度上，当前人工智能还处于初级阶段，一旦弱人工智能跃迁至强人工智能，工作世界中人力资本，乃至人的过剩将不可避免。一旦科技进步引发的结构性失业成为现实，一旦大量传统的专业性工作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工业社会中学校教育赖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将逐渐坍塌。当然，从人文主义的立场看，技术的变革应致力于解放人而不是替代人，创新也不能致力于让人成为剩余，而应更好地彰显人的尊严和价值。但如果我们不能未雨绸缪、做好预案，智能技术带来的社会失控绝非危言耸听；它不是“黑天鹅”（小概率而影响巨大的事件），而是“灰犀牛”（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可期，教育转型的未来莫测。可以肯定的是，面对信息技术的指数型增长，培养学生“术业有专攻”可能不再是一条正确的路。面对技术领域的颠覆性创新，乐观主义者倾向认为，指数型增长的技术可以为人类带来一个富足的，甚至是共同富裕的社会；悲观主义者则恐惧技术“奇点”的到来，担心人工智能最终可能会毁灭人类。客观来讲，未来是不确定的，既不会像乐观主义者估计的那么乐观，也不会像悲观主义者预计的那样悲观。“不仅未来技术的变化存在不确定性，而且未来技术变化的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包括这些影响在哪里，是否有利，或者利弊交织。”未来不是一个我们要去的确定的目的地，而是一个有待我们去创造的未知的家园，其前景取决于我们的理念以及选择。但无论如何，从当下的社会发展实践出发，为了应对充满极端不确定性的世界，也为了超越赢家通吃的社会，工业化的教育体系必须摆脱与技术竞赛的线性思维，并逐渐抛弃市场主义和经济话语体系的束缚，持续强化政府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干预以及对于有组织创新的支持。基于对美好社会的向往，智能技术的创新不能以不断扩大社会不平等为代价，而应致力于共同富裕。

三、教育何以超越技术

        面向未来，在一个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无工作或工作日益稀缺的世界里，教育不能再以就业为目的，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更不能再追求定向培养、学以致用、专业对口。教育改革需要改弦易辙、返璞归真，重归对于人的培养，对于人性之善的张扬。按照工业社会的逻辑，人才培养背后的逻辑假设就是“人是工具”，抑或每一个受教育的人背后对应一个具体职业或工作岗位。教育就是要生产出工作岗位所需要的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事实上，新的经济环境下，学校里所进行的职业训练或技能培养大多是无效的或过时的。所谓“学以致用”或“专业对口”早已被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实践证伪。高等教育中学生被区分为不同专业完全是工业社会中分析式思维和计算理性的一种人为设计，并不意味着“高等的教育”原本如此或只能如此。专业化的高等教育以及实施分科教学的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都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教育系统为适应工业经济发展需要而人为设计的体系，而不是不变的教育规律。由于没有看清楚社会转型以及教育转型的方向，面对当下的就业压力，政府以及学校的第一反应仍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或调整人才培养的专业方向，抑或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唯独没有意识到“人才”培养本身可能出了问题。当然，这样讲不是说我们的大学不再需要培养人才或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而是意味着我们必须改变对于人才的狭隘定义，重新思考什么是人，什么是人才。工业化标准下，所谓人才通常意味着学业竞争的获胜者，学业竞争愈激烈人才愈卓越，这也就决定了工业社会中人才只能是少数或极少数的，而大部分人被教育系统标记为失败者或平庸之辈。事实上，这是对于人和人才的巨大误解，也是对于人的价值或潜力的肆意否认，实践中只要我们稍微转换一下评价的标准就会发现，谁是人才将迥然不同，而如果我们有更加多样化的标准，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古人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这绝不只是文学上的修辞法而是社会事实。当前面对智能技术的严峻挑战，教育改革必须摆脱对于竞争和筛选的迷思，消解对于知识和技能的迷信，抛弃对于人才培养的执迷，学校教育对于人的培养需要从工业社会的标准化向后工业社会的个性化转变。

      现在真正的困难在于，工业社会仍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工业化的体系即便要瓦解也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不会一蹴而就。在此社会转型过程中，教育改革一方面要适应残存的工业社会的路径依赖式的要求，驱动既有的教育体系不断扩大规模、改进人才培养质量，并与技术去竞赛；但另一方面后工业社会已经初露端倪，在智能技术的不断冲击下，工业化教育体系的失败已不可避免。近年来，在工作世界中不断涌现的“向下流动”“学历贬值”“学非所用”等新话语/新常态既反映了教育与技术进步的冲突，也揭示了人们对于工业社会旧时光的怀念。但时光不可逆，回到从前已不可能，唯一能做的就是正视现实，转变观念，重新开始。教育改革需要正视社会转型的事实，积极正向地看待智能技术进步以及既有教育体系和内容的落后，将新常态视为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在后工业社会里，教育的发展绝不是与技术竞赛而是要与技术结合起来，以充分发挥技术变革驱动教育转型的巨大潜力。“机器的兴起给了我们强有力的预示：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与其说是机器取代了人的角色，不如说是人类让机器更好地为我们服务。”近来，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OpenAI新推出的ChatGPT引发了世界范围内诸多行业，包括学术领域和教育从业者的高度关注，甚至是集体恐慌。面对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的生成性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教育并非全无反手之力，更不会被逼入绝路。与人类智能相比，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在于大数据，但“数据不会自己开口，我们需要一个更聪明的提问者。”教育不能再致力于培养专业人才去和智能技术去进行回答问题或分析数据的竞赛，而是要培养更多的“更聪明的提问者”。工业社会中我们的教育以培养知识人为信条，结果培养了一大批只会解题的“做题家”。学校里无论教学还是考试都是在鼓励或强迫学生为各种问题找答案，严重忽视了提出好问题的重要性。“问题关键在于，许久以来，学生们对教育的认知已经固化：回答问题，完成作业，考试得高分。在他们的教育中，大局的认知是很薄弱的。他们懂得如何做好一位‘学生’，但不懂得如何思考。”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在“解题”上对于人的替代，教育转型的方向应是从培养只会回答问题的人转向造就善于提出问题的人。

      总之，面对新智能技术的不断涌现，教育既要有危机意识，也要有文化自信。未来无论技术如何强大，我们仍然需要人之为人的美好品质，这是教育得以存在并生生不息的根本。教育不需要与技术竞赛，也无须一定成为竞赛中的赢家（在技术的层面上，教育不可能超过技术），但只要我们还有“成人”的需要，教育就不会消失（在人性的层面上，教育的优势在让人成为人）。面对技术的变革，教育体制的挑战不是想方设法与技术竞赛，而是更深入的认识人性、培养人性，以避免技术创新可能会误入歧途，最终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加剧。“技术并不是最大的威胁，最大的威胁是我们优先考虑技术，从而牺牲了文科教育和其他学科，错失提出重大问题和更好利用技术工具的良机。”当下在技术变革的驱动下，就教育转型的方向和参照系而言，如果我们选择朝后看，教育改革如救火，只能疲于应付层出不穷的旧问题和新问题；如果我们选择立足当下，教育需要兼顾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双重需要，在曲折中前行；如果我们选择朝前看，教育改革应义无反顾为未来而教，为创新而教；否则，待社会转型完成，过时的教育将付出惨痛的代价，甚至可能失去作为独立的全球性知识建制的重要性。何去何从需要政治家和政策企业家抉择，也需要教育家和教育研究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