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政府在理工科研究生和博士后教育中的作用
美国联邦政府在理工科研究生和博士后教育中的作用
The Federal Role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raduate and Postdoctoral Education
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
（THE NATIONAL SCIENCE BOARD)
文献来源：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The Federal Role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raduate and Postdoctoral Education [EB/OL].（1998-02-27）[2022-10-17]
https://www.nsf.gov/nsb/documents/1997/nsb97235/nsb97235.htm .
翟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译
摘要：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约翰·吉本斯（John Gibbons）要求国家科学委员会就政府和大学合作关系（GUPPRD）的总统审查令进行评议。为回应这一要求，国家科学委员会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政府和大学建立的研究生教育合作关系的总体框架，肯定该合作关系对国家发展的积极作用并敦促维持合作关系的基本原则，同时在联邦政府的政策和项目推进方面提出相关建议。建议包括：将通讯技术发展为合作关系带来的机会和好处惠及到更多学术研究机构和工程生态系统中去，并增加研究生选择体验研究型大学以外环境的机会，以补充其博士核心培训的内容。此外，委员会提醒需关注联邦资助和监管机构进行的行政和核算改革给该合作关系带来的巨大压力。委员会还在联邦对企业的支持，研究生教育的宽广度与狭窄性，人力资源政策，联邦监管和资助行为对机构文化的影响几个领域提出了建议。最后，委员会讨论了联邦政府和大学之间需商榷解决的问题。
在富含探索的大学研究环境中对研究生和博士后开展教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政府与大学之间合作契约的核心。联邦政府对美国理工科研究生教育的支持确保了美国在理工科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并为美国的创新和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冷战结束后，在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了解联邦政府支持理工科研究生教育的现状并阐明其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一）联邦政府和大学研究生教育合作关系的原则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范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在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中指出，联邦政府在和平时期应该继续支持理工科的研究和相关高等教育，这种投资对国家安全、经济增长、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大有裨益。联邦政府在研究方面投资的主要载体是学院和大学，它们将在自由和开放探索的环境中产生新知识，同时培养理工科人才。研究和教育这两大职能的交互与融合也将丰富彼此。
布什认为，国家不能依靠政府机构、私营部门或他国来提供持续改善美国人民生活质量所必需的基础知识。布什赞许地引用了詹姆斯·B·科南特（James B. Conant）的话：“我们在任何科学前沿领域进展的速度，取决于探索该领域的高素质和训练有素的科学家的数量......因此，归根结底，我们国家科学的未来将由我们最基本的教育政策决定。”简而言之，布什的报告为大学和学院培养的理工科人员拟定了一项国家教育政策，即：
基于国家利益，在自由和开放的探究环境中促进知识的生长（如在大学环境中）；
明确将大学和学院的基础研究和高级科学培训相结合；
根据学生的特殊能力（即学生的优异成绩）为学生提供支持；
对科技劳动力的需求保持敏感
对社会的需求做出反应。
联邦政府和大学在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方面的合作关系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在自由开放的研究环境中，对理工科的学术研究和教育的公共投资是美国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提升的主要力量。
因此：
国家科学委员会强烈肯定了政府和大学合作关系原则对二战后建立学术科学和工程企业的基础性作用。
委员会认为这些原则在学术科学和工程研究以及高等教育中的应用使企业能够在质量和生产力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委员会认为联邦政府在先进的理工科研究生和博士后教育水平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敦促重新审查联邦政府和大学在研究生和博士后教育方面的合作关系，从而明确在哪些领域进行调整可以提升企业能力，以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中更好的服务国家利益。
（二）合作关系的现状
自布什报告以来，美国社会经历了扩大化、多样化、城市化、全球化的遽变。随着冷战的结束 ，国家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诸如环境和社会需要等问题上。高等教育曾经是少数精英的特权，如今它也需回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因为市场对更高层次的培训提出了需求。对雇主和高中毕业生来说，高中文凭价值的下降导致了工作人口中追求大学和研究生教育比例和多样性的扩大。随着科学与技术在经济和社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联邦政府与大学寻求合作确保“不断提高各层面科学活动的质量”，如今这一责任也变得广泛且多样。
大学面临的压力来自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在收入增长的情况下仍无法抵消的快速增长的成本。这些压力来源于不断扩大的利益相关群体提出了更多和更宽泛的要求；传统资金来源(包括联邦资金来源)预算受到了限制；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必须应对的技术变革，特别是通信和信息技术进步提出的要求；以及联邦政策产生的一些意外后果。委员会明确了联邦政府和大学研究生教育合作中值得特别关注的几个领域。
1.联邦和大学关系的变化
联邦政府各机构通过包括拨款、签订合作协议和合同等多种机制来支持大学的研究。无论其目的或机制是什么，研究活动都是为了丰富学习环境，扩大研究生和博士后参与前沿研究的机会。联邦政府向学术机构提供的部分研究经费是用于提高基础知识生产和培养下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公共投资，这种合作关系可以被描述为由大学执行的“研究者发起的”活动。另一部分联邦研究经费被用于与机构使命相关的目的。这种活动也由大学执行，可以称为“机构发起的”活动。联邦政府的资助沿着这两极之间组成的连续统一体落地。
伴随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联邦投资的增加，对公共资金问责制的重视程度也逐渐增加，这有时也会导致作为合作伙伴的大学承受着意想不到的巨大压力。联邦政府对问责制越来越重视，导致其重视短期研究“产品”而忽视了从事前沿知识研究对研究生教育带来的益处。对问责制的重视也可能导致博士后研究人员与研究生相比对研究资助的感知价值增强，因而较少选择在研究生期间从事前沿研究。
一些新的成本核算方法和标准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些方法和标准原本是用来核算纳税人收入的，但却给学术研究与教育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出于核算的目的，人们越来越倾向平等的对待所有研究活动，无论是机构发起的项目，还是为研究生提供前沿研究经验的研究者发起的研究。在这种趋势下产生了行政程序上的对抗，这不符合联邦政府和大学在研究和教育方面相互信任和合作的关系特点。此外，教师研究人员和大学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会受到这种程序的不利影响，从而引发大学内部的矛盾压力。
除了联邦政府和大学合作关系的目标与联邦成本核算操作之间不一致外，不同联邦供资机构的行政和监管要求也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导致联邦政府资助研究的管理文书多如牛毛，部分文书管理工作的担子落在了教师身上，占用了教师本可用于教学、指导和研究的时间。不必要的行政管理费用也可能意味着相应用于支持有价值的研究和教育活动、购买设备和物理设施资金的减少。
2.不断变化的高等教育环境
大学的压力是过去五十年来研究单位数量增长和环境变化的产物。压力一方面来源于高等教育的多样性。理工科学术研究和教育系统是一个生态系统，按照功能线索进行区分来满足各种各样的教育和研究需求。在这个体系中，研究机构除了造就一部分理工科学士学位外，还造就了绝大部分的理工科博士学位。文理学院、州立大学和两年制学院还为在研究机构接受博士教育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本科上的准备。
博士学位是而且应该是一个研究学位。博士项目最重要的功能是培养有才华的学生，使他们掌握所选学科学术研究的方法。作为特定学科社群的成员，博士毕业生通过研究与同事进行信息交流，并培养下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为人类知识储备做出独特的贡献。尽管如此，一直以来的情况是，许多原本追求学术职业的博士选择了主要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职位，以后很少或不再从事科学研究。此外，在工业或政府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的博士很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到非研究岗位。但这些绝不代表博士教育的失败，因为博士学位获得者拥有广博的技能，他们在博士培养期间所获得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丰富了他们日后在教学、研究和管理岗位上的能力。
那些在完成学业后担任教职的人，无论就职于哪种类型的机构，都有义务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并不断做出贡献。研究型大学为专业领域内的基础研究提供的机会最多。时下迅速发展的通信和信息技术正在为学术部门内的研究和教育以及学术机构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合作开辟和扩大机会。这些扩大的合作机会，除了增加教师为基础知识做出贡献的可能性外，还有望通过为研究生和博士后提供多样的教育和研究环境来为未来多样化的职业生涯做准备。
（一） 联邦政府对企业的支持
无论资助的机制或机构的目标如何，联邦政府对学术环境研究的支持都可能有助于提高对基础知识的探索，并丰富对下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培养。联邦政府在支持大学、医学院、研究机构和学院的基础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方面发挥的作用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研究生教育是一个需要长期投入的事业，需要学生、机构和其他资助方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联邦政府和大学在研究和教育方面合作的一个主要目标始终是根据学生过去的成就和未来的预期，为其提供长时间富有竞争力的财政支持，以吸引高素质能力的年轻人进入理工科领域。这一政策确保了理工科劳动力的质量，并为所有高素质能力的个人提供理工科领域职业发展的机会。
委员会建议：
联邦政府认可并奖励那些发起研究和教育融合示范项目的机构。
资助机构在学术机构发起的研究中认识到学术研究与大学研究生教育之间的密切联系。他们应该利用这种相互联系所遵循的原则和做法，确保其资金能够同时获得促进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的双重利益。
联邦政府有助于促进非研究机构和研究机构教员之间更紧密的合作。这样的研究合作为研究生提供了更多接触各种职业选择的机会。还可以改善各机构间从本科教育项目向研究生教育项目的过渡。这种过渡的改善对少数族裔大学生尤为重要。联邦政府的投资，特别是在通信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可以扩大这些教育项目的实施范围。
（二）研究生教育的宽广度与狭窄性
博士训练的核心要义是培养博士候选人掌握所选理工科领域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通过对专门领域的深入研究对基础知识做出原创性的贡献。有了这些教育经验，候选人就能拥有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这一核心培训之外，大学还可以为学生提供一系列机会，让他们为研究型大学以外的职业生涯做准备，包括就业于教学为主的部门或政府和工业部门。
联邦政府和大学负责开发相关教育和培训项目，以满足不断扩大的劳动力需求，并为学生做好职前准备。这需要做更多的准备工作以帮助研究生了解不同职业和各种就业机会，并针对不同职业提供相关培训。
委员会建议：
大学教育项目和联邦支持政策持续鼓励有才华的学生攻读博士学位课程，并发展他们在所选学科中推进知识发展的能力;
联邦政府认可并奖励那些除了博士核心培养，还为研究生提供系列教育和培训选项的机构，这些选项是根据博士候选人个人的职业兴趣量身定制的。这些选项可能包括跨学科的技术要点、团队合作、业务管理技能和信息技术等。
（三）人力资源政策
尽管联邦政府和大学努力提高弱势群体在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生涯中的参与度，但这些群体在研究生项目和大学教师职业中的参与度仍然很低，特别是在理工科领域。
同样，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学术界的地位也值得关注。获得博士学位后，许多学生在博士后职位上继续他们的专业训练，他们所接受的培训大大提升了他们在其专业领域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这些研究人员是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项目中还是研究生指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这些研究人员在博士后期间的身份仍不明确，因为他们既不是所在研究机构的研究生，也不是教职人员。基于此，各机构有必要澄清这些重要人员的地位。
委员会建议：
联邦政府和大学合作寻求更有效的方法来促进研究生教育的多样性和充分性，防止无意间将弱势群体排除在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主流之外的策略。应强调在教育经历的早期（包括大学预科阶段）识别高素质能力学生，并鼓励他们考虑从事理工科研究和工作。
委员会建议大学在以下领域进行尝试：
为确保高素质能力学生的入学机会，审查当前使用和可能滥用的研究生入学评估工具以及对研究生教育的财政支持，例如审查研究生入学考试分数（GRE）；
承认博士后研究人员是某些领域研究生开展研究和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更好地将博士后学者融入大学社群。
（四）联邦监管和资助实施对机构文化的影响
联邦政府对学术研究和教育基金管理的规章制度，以及竞争性拨款制度本身，有助于塑造大学的文化和工作环境。联邦政府必须在其政策和行政要求中认识到，研究和教育与学术环境是融为一体的，要确保对学术研究的核算要求是支持理工科教育，符合联邦政府与大学合作关系目标的。
一些联邦法规和研究管理的操作对教育的负面影响是日积月累的。例如，将教育与研究进行行政分离，可能严重影响大学在研究生教育中使命的达成。与此同时，联邦资助者对研究成果的重视可能会促使各院系和研究机构加强配套教师科研奖励制度，某种程度上说，这对教育反而是很不利的。
委员会对联邦政府的建议：
支持大学作出的努力，确保在理工科全体教员中的奖励制度对卓越研究的认可与对卓越教学、指导和其他教员职责之间的认可适当平衡；
研究如何避免因联邦研究资助环境的反复无常而导致学术研究项目和对研究生的相关资助出现不必要和无意的中断；
回顾联邦法规和政策中对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作为学生或员工）相互冲突或混淆的待遇。审查应考虑各机构之间的一致性，法规和行政要求的目的是否与联邦政府支持和整合学术机构教育研究的目标连贯一致。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合作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已成为灰色地带，解决这些问题显然不是一方或另一方的责任。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目前的资助模式和做法对未来国家理工科劳动力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这里需考虑持续且充分支持向更多理工科研究生教育项目注入来自各类人群的有才华学生。有必要明确合作伙伴的作用，以便能够制定解决这一问题和其他灰色领域问题的战略。
委员会建议探讨关注以下领域：
从弱势群体中吸引和留住有才华学生的策略。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战略可能包括商榷支持研究资助的标准；
联邦和大学各自有责任减轻研究人员和教师的行政负担，增加可用于指导和服务其他教育活动的时间，以丰富学习环境。这种行政负担的减轻需要与教师奖励制度相结合；
改进政策数据，以评估当前联邦政府对研究生教育支持的有效性，包括对人员流失和获得学位所需时间的关注，并确定当前和未来国家对理工科劳动力的需求。
委员会同时强调这种探索应该包括来自研究生教育的广大利益相关者的投入，并注意维护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和理工科教育为国家带来的利益。
关于当下联邦政府在理工科研究生和博士后教育中的问题
问题主要包括：
今天联邦政府支持研究生教育的原则是什么？
在支持大学与学院的研究生和博士后的研究方面，联邦机构之间是否有一个或多个共同的目标?在哪些项目中，对理工科教育的影响有明确的目标考量?
理工科研究生和博士后获得联邦机构研究资助的资格或要求是什么?有什么数据可以衡量研究资助的影响?(例如，学生的人口统计，保留率，获得学位的时间，学位领域，毕业后的职业)。
哪些项目是明确针对研究生或博士后学生的支持？（例如，奖学金）。由哪些机构提供？在哪些领域？为了什么目的？与研究项目的支持相比，这些项目的成效如何？
在当前的合作关系中，联邦政府是否鼓励从广泛的美国人口中培养出高能力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总体上满足了国家对理工科劳动力的需求吗？
联邦政府对研究生和博士后学生的研究资助和或直接提供奖学金和实习机会的支持，是否有助于吸引和留住在理工科领域有才华的青年?
1.在理工科研究生和博士后教育中，弱势群体是否遭遇特殊的障碍，而这些障碍可否通过联邦政府和大学的合作关系来减少?2.联邦政府对研究生教育的支持模式，或这些模式的混合操作，是否有效地实现了联邦政府针对理工科劳动力提升的目标?3.联邦政策和项目是否影响或延长了攻读学位的时间?
支持外国学生获得联邦的研究资助金对国家利益的影响是什么？
1. 目前依赖外国学生来满足某些领域人才的需求(部分由联邦研究基金支持)，这是一个长期可行的战略吗?
2. 外国学生是否与美国学生一起竞争联邦研究资助？
3. 某些项目吸纳大量外国学生是否阻碍了有才华的美国学生攻读研究生学位?弱势群体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是否更大?
支持大学研究的联邦计划和政策是否丰富了学习环境并支持自由和开放的探究？
联邦政府的支持在多大程度上鼓励和资助机构或教员导师们对针对性专业领域的需求进行探索？
联邦政府对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以及大学教育的支持是否鼓励毕业生获得技能和知识，为广泛的研究和教学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联邦政策和支持方法是否鼓励知识的传播，在整个主办机构间分享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的好处，以及加强大学研究人员、教师、学生和其他部门研究人员之间的协同作用?
联邦政府对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与教育的支持是否使综合性大学、文理学院和其他不属于主要研究型大学的机构足够重视国家对理工科研究和教育事业的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