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内部各区域发展之间存在差距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缩小区域间差距是各国政府面临的课题。在中国，努力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关系到国家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和民族团结，是国家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优化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高等教育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高等教育要“优化区域布局结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调整优化高校区域布局”。由此可见，在把我国建设成为高等教育强国的道路上，不仅需要发展一批高水平院校，还需要构建一个高水平的高等教育结构，尤其是一个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布局结构。

一、资源、能力、公平是考察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基本变量

当今，衡量区域发展水平已经突破GDP至上的模式，在各种衡量区域发展的指标体系中，社会发展、民众收入、医疗卫生、教育以及生态环境逐渐成为重要指标。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已成为国家高度重视的事业，是人民群众最关注的领域之一。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不仅关系到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关系到高等教育为区域提供充足的人才和智力支撑的能力，还关系到能否为人民提供公平而满意的教育机会。综合来看，资源、能力、公平是考察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三个基本变量，是优化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三个基本视角。

首先，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关系到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性。高等教育具有典型的资源依赖特征，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类资源作为支撑，并且这些资源具有累积性，在各类高等教育资源存量的综合作用下，各区域高等教育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特征。由于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是高等教育的各种资源在区域空间的分布状态，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能够从资源的角度反映区域之间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上的差距。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不同区域高等教育所面对的政策、经济、社会等外部环境不同，因此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均需要以当时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目标为基础，处理好区域之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超前与落后、效益与公平、数量与质量等关系。区域之间高等教育资源存量存在差距是必然的，差距也是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优化的前提和动力。但是，区域之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差距不能过大，否则不仅会造成区域之间高等教育为地方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的能力差距较大，还会引发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此外，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区域之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差距不能持续扩大，由于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作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差距如果持续增大，将进一步引发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的扩大，将有违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因此，高等教育的各种资源能否在区域空间合理布局，区域差距能否得到有效控制并呈收敛态势，将决定一个国家能否拥有一个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布局结构。

其次，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决定了高等教育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的能力。资源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要素，在区域空间的分布和组合状态形成了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当高等教育发展所依赖的各类资源越丰富时，高等教育结构的可塑性就越强，功能就越完善。高等学校肩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的重大任务，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人才和科技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越来越突出。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看，东部地区能够率先发展，科技、人才是重要的因素。中西部一些地区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也是靠科技、人才的涌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必须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紧密结合，把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来。因此，能力是考察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另一个基本变量。一方面，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决定了高等教育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评价区域之间高等教育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的能力差距来反映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合理性。

最后，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关乎高等教育机会公平。虽然高等教育机会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减小区域之间的供给差距，但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富集程度和效能的发挥对一个区域高等教育的招生能力仍然起主导作用，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会直接影响教育机会在区域之间的分配公平问题。教育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教育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教育也是促进社会公平的手段。现代社会，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教育也是影响个体命运的重要因素。传统社会世袭制度下，人的社会地位的改变很大程度上和人的出身、家庭背景相关。现代社会，影响人的社会地位的因素是多元的，但教育的影响力是强有力的，人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人的素质和人的社会地位变化联系越来越紧密，教育成为人们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人的受教育程度，不仅影响人最初的职业选择，还影响其后的职业变化。在代际流动中，人的受教育程度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因此，人民群众对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对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期盼愈加热烈。近年来，无论是政府、高等学校还是社会对高等教育机会在区域之间供给的公平问题格外关注，政府出台了系列招生相关的区域倾斜计划，产出了一批与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相关的科研成果。可见，公平问题也是考察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合理性的一个基本变量。

二、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的结构性矛盾

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的结构性矛盾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高等学校多位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逐步重视高等学校的布局结构优化，1952年，通过院系调整等方式，将部分学校由东部迁至中西部地区，其目的就是改善高等教育的区域布局。其后，国家通过建立新的高等学校等办法努力改善不发达地区高等教育落后的状况。总体上说，1978年改革开放前，国家主要是按照东北、华北、西北、中南、东南、西南的行政区域划分方式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在这些行政大区的中心城市建立了许多高校，由于是计划招生、计划分配，因此未过多考虑省域以及不同类型城市之间的协调。改革开放后，随着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各区域办大学的能力也体现出较大差别。20世纪末，在高等教育扩招和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在高等教育投入方面更具优势，区域之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差距进一步扩大。尽管国家采取了很多的措施，但当前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仍不够合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区域之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差距过大，二是区域之间高等教育为地方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的能力差距较大，三是区域之间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差距显著。

（一）区域之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差距较大

总体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区域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差异过大，二是高等学校过度集中于大城市。笔者在之前的研究中已经专门分析了高等学校在大城市过度集中的现象，发现97.26%的普通高校集中在地级及以上城市，98.64%的普通高校集中于人口规模超过100万人的城市。在本研究中，我们将问题聚焦在区域间，尤其是省域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差距上。高等教育资源方面，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是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最主要的三种资源，我们分别使用普通高校的专任教师数、固定资产值（学校产权）、财政预算支出作为指标。除此之外，高等学校可以看作是各类高等教育资源的汇集，高等学校数量的多少体现了高等教育资源的富集程度，为此我们把高校数量也作为重要指标之一。

由于不同省份的地理面积、人口规模、经济、政治、文化的条件和基础不同，比起用绝对数量指标，用人均和生均指标等相对指标更能反映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情况。为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选取了1997—2020年的相关指标，主要通过计算1997—2020年各项指标的省域基尼系数来反映省域差距的变化。其中各省年末总人口、普通高校数、专任教师数、在校生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8—2021）；普通高校固定资产总值来源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1998—2007）、《教育统计年鉴》（2007—2017）、《教育统计数据》（2018—2020）；生均财政预算支出来源于《教育经费统计年鉴》（1998—2021）。

1.万人均高校数的省域差距变化

1997—2020年我国万人均高校数的省域基尼系数虽然整体呈减小趋势，但基尼系数依然偏高，说明万人均高校数的省域差距虽然整体在减小，但各省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具体而言，北京、天津、上海作为首都和直辖市，人口规模普遍低于其他省份，但上述地区依靠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独特地位汇聚了许多高校，因此指标排名始终很高。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由于在西部大开发之前人口规模过小，万人均高校数在2000年以前排名反而较高。（见图1）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这些省份的人口规模相比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省份增长很快，高校数量在没有得到充分扩充的情况下，排名逐渐落后；山西、江西、重庆、贵州、海南等省市由于高校数量增长幅度较大，均超过2倍以上，因此排名有所提高。但是对于四川、河南、山东、广东等人口大省而言，由于人口规模过大，万人均高校数始终较低。

虽然万人均高校数的省域差距有所减小，但重点高校的区域差距依旧很大。就2017年9月公布的“双一流”名单来看，人均“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数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数的省域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75和0.77。人均部属院校数的省域基尼系数更高，达到了0.78。75所部属院校分布在18个省市，说明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外，还有13个省（区）没有教育部部属院校，这样的结构显然是不合理的。尽管国家一直在加大对教育资源配置落后地区的支持，但是仍然不能满足这些省份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

2.生均专任教师数的省域差距变化

从图1可见，1997年，我国生均专任教师数的省域基尼系数为0.22，省域间差距并不大。1999年扩招后，生均专任教师数的省域差距开始逐步扩大并于2004年达到基尼系数的峰值0.33。研究发现，扩招期间中西部省份生均专任教师数普遍下降幅度较大，这一方面是由于扩招期间中西部地区的在校生规模增长过快，另一方面是由于中西部地区教师流失的问题严重。有研究者统计，2000—2005年间，甘肃省的高等学校共流出了398名拥有高级职称或者拥有博士或硕士学位的人才，但同一时期流入高校仅有203人。新疆近些年来有两万多名专业技术人员调往内地；而青海省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也有将近万名科技人员被调走或者选择自动离开。2006年后，随着在校生规模的增速开始放缓，生均专任教师数的省域差距开始呈缩小趋势。截至2020年，生均专任教师数的省域基尼系数逐步缩小到0.21，省域差距得到了有效缓解。

然而，高水平教师分布的省域差距依然巨大。截至2020年5月，将我国科学院院士按工作所在地进行划分，发现其生均基尼系数达到了0.86，远高于生均普通专任教师基尼系数的0.21。其中，北京、上海、江苏三个省（市）的科学院院士数量达到568名，占全国比超过70%，中西部地区省份与之相比差距巨大。不仅如此，通过统计2020年度在高校工作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建议资助项目申请人名单，发现其生均基尼系数达到了0.77，说明高校中优秀青年教师的省域差距也很大。

3.生均固定资产值的省域差距变化

高等学校的固定资产包括高等学校持有的房屋及构筑物、专用设备、通用设备等，是一种主要的高等教育物力资源，代表了教育发展的累积过程。从图1可见，2006年以前生均固定资产值的省域差距在1999—2006年高等教育扩招期间有较大波动。作为一种累积性资源，所有省份的生均固定资产值在此期间都出现过降低，其中下降最为严重的基本是中部地区省份。2007年后，所有省份的生均固定资产值都保持了稳定增长，但基尼系数却整体呈现出扩大趋势，说明省域之间高等教育物力资源累积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从地区之间差距的整体变化来看，1997—2020年之间呈扩大趋势，其中东部地区的生均固定资产值始终较高，增幅最大；东北地区在2006年以前与东部地区相差不大，但随着东北经济发展逐渐落后，固定资产总值的累积速度很慢，导致东北地区的增幅在四个地区中最少。中西部地区虽然高等学校的固定资产总值增幅很高，但受制于急剧扩张的在校生规模，生均固定资产值的增幅并不高，因此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

4.生均财政预算支出的省域差距变化

普通高校的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是指中央、地方各级财政或主管部门在本年度内安排并划拨到普通高校，列入国家预算支出科目的教育经费支出。本研究在计算“生均财政预算支出” 的基尼系数时，借鉴岳昌君教授的做法，采用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数作为权重，代替《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没有公布的学生数。

从图1可见，1997—2020年，我国生均财政预算支出的省域差距变化波动较大，整体呈增大趋势。1997—1999 年，我国生均财政预算支出的基尼系数维持在0.1左右，差距较小。但1999年扩招后，生均预算支出的省域差异迅速扩大，到2007年时达到峰值0.34。在此期间，由于在校生规模扩张过快，多数省份的生均财政预算支出都在减小。2007年后，伴随着在校生规模增速放缓，全国经济快速发展，各省生均预算支出持续提高，但省域差距仍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并波动上升。截至2019年，所有省份的生均预算支出相比2007年至少提高了一倍，其中中西部地区提高幅度最大，甘肃、宁夏、新疆均提高4倍以上，2007年生均预算支出最低的河北、江西分别提高了接近3倍，但北京2019年的生均预算支出依然遥遥领先于其他省份，是河南、广西、云南的3倍，省域差距依然较大。

综上，1997—2020年虽然我国部分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配置差距在数量上得到了显著改善，但依然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抑或产生了新的问题。在数量上，高等教育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的省域差距依然较大，其中物力资源、财力资源的差距甚至有不断扩大的风险。在质量上，重点大学（“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部属院校、高水平教师，尤其是高水平青年教师，省域分布的差距较大，应作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优化、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优先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二）区域之间高等教育为地方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的能力差距较大

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配置不合理，造成了区域之间高等教育为地方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的能力有较大差异。我们通过每十万人口中本专科在校生人数和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与总人口之比）看高等教育为各省提供人才的能力。统计发现，1997—2020年各省每十万人口中本专科在校生人数的差距在逐步减小，而各省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的差距虽然经历多次波动，但整体呈缩小趋势。另外，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的省域差距曲线自2000年后开始高于每十万人口在校生规模的差距，说明新世纪以来我国省域之间就开始存在失衡的人才流动问题。以2020年31个省份的数据为例，其中有12个省份的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高于每十万人在校生规模，其中北京、上海关于两项指标的差值最大，说明对毕业生的就业吸引力最强，人才实现了净流入。相反的，有19个省份的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低于每十万人口中本专科在校生人数，说明出现了人才外流的情况。在这19个省份中，有12个省份处于中西部地区，这也说明人才流失的问题在中西部省份中普遍存在，需要引起关注。（见图2）

同时，我们还应该关注到高层次人才的省域分布差距。依据“青塔”网络统计的“2013—2017年中国大陆31省份六类高层次人才入选数量统计”，可以发现我国省域间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优秀青年教师（包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青年千人计划、优秀青年科水军基金获得者）的数量差距巨大。其中，北京、上海、广东这3项指标合计占据全国50%以上，东部地区省份合计占全国60%以上，而云南、江西、广西、内蒙古、青海、宁夏在2013—2017年没有两院院士入选，西藏、青海、宁夏没有优秀青年教师入选，其中宁夏还是在此期间唯一一个没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入选的省份。由此可见， 高层次人才的区域分布差距很大，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来缓解差距。

此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还会引发区域之间科技创新水平差距过大的问题。研究统计了2019年各省高校的人均科技产出成果数量，发现在人均科技论文数、科技著作数两项指标上省域基尼系数均超过了0.4，说明存在明显差距；而人均有效发明专利数、专利所有权转让数的省域差距则更大，基尼系数均超过了0.5。研究进一步将这四项高等学校科技产出指标与《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19》发布的各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进行了相关性检验，验证结果均为显著相关。也就是说，高等学校的科技产出的能力反映了高校对当地综合科技创新智力支持的力度。因此，高等教育资源区域配置不合理会引发高校科技产出存在区域差距，而差距过大将会进一步引发区域之间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差距过大的问题。

（三）区域之间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差距显著

入学机会问题始终受到国家、高校、社会等各方关注，由于我国高等教育招生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保护，因此区域之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会造成区域之间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公。本研究分别从数量、质量两个维度考察区域间的高等教育机会差距，其中数量维度选择毛入学率，而在质量维度，由于难以获得各高校的实际录取人数，因此选择一流大学计划录取率作为代替。

由于近年来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政府都未发布有关各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官方统计公报，因此研究中近似计算出各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历年估算数据与国家公布的整体毛入学率相比误差均小于5%），具体见表1。

统计发现，2018年录取率的省域基尼系数达到了0.49，省域间的差距很大。对比各省数据，有16个省份的录取率超过了平均值（全国平均值为1.91%）。其中，天津、北京、上海、新疆、青海、吉林、辽宁的录取率超过了3%；天津市的录取率甚至达到了6.24%，是贵州的6倍，是广西的5倍，是河北、江西、广东的4倍还多，差距很大。从地区的视角来看，东部地区、东北地区省份的一流大学计划录取率普遍较高，中部地区省份录取率普遍较低。西部地区省份内部差异性较大，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新疆、青海、西藏、陕西、四川的录取率较高，而其他7个省份录取率较低。由此看来，当前需要为中部和部分西部地区省份增加一流大学的招生计划。

三、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实现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优化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政府是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主要配置者，政府要对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协调发展负主要责任，因此，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首先要发挥各级政府的作用，同时还要发挥社会和高等学校的作用，形成有效的协调发展机制。

（一）中央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

国家近年来高度重视对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支持，实施了若干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措施，如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新增招生计划向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的地区倾斜，扩大东部高校在中西部地区招生规模，加大东部高校对西部高校对口支援力度，鼓励高等教育资源充分的省份在满足本省需求的前提下多向中西部地区招生等。在保证现有这些措施得以落实的基础上，中央应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定期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研究解决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此外，提高师资力量是办好高等教育的关键，中央政府应完善激励政策，鼓励高水平教师到中西部高等学校任教；建立必要的津贴制度，让高水平教师安心在中西部高等学校工作；还应当完善教师的区域流动机制，避免中西部地区高等学校教师过度外流。

（二）优化国家部属院校的布局结构

20世纪末，我国中央各部委举办的院校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基本朝三个方向转变：一是部分中央部委保留了少数的学校；二是部分院校由其他部委划归到教育部；三是大量的部属院校划转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重新布局，改变了国家部门多头办学、重复办学、条块分割的局面。但是，在这次改革的过程中，国家主要考虑了“横向划转”和“向下划转”，而没有考虑“向上划转”，即应该把原来没有部属院校的省份，将一所省属院校上划到教育部所属，这样就保证了我国各个省（区）都至少有一所部属院校。由于没有部属院校的省份大部分位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向上划转”的院校质量可能会受到质疑。但是，从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看，部属院校的布局结构既要考虑“水平”，也要考虑“公平”。由于部属院校在资金和学术资源等方面会获得更多的支持，学校的社会声誉、办学水平也会大幅提高。因此，部分院校的“向上划转”，不仅可以优化部属院校的布局结构，而且对于优化地方高等教育结构、提高地方高等教育质量、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人力和智力支撑、满足人民群众接受优质高等教育需求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21世纪以来，国家对没有部属院校的省份采取了“省（区）部共建”发展规划，加大了对这些地区的支持力度。近年来，国家又进一步调整政策，由“省（区）部共建”改变为“部省（区）合建”，支持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事实上，这些院校已经成为“准部属”学校。为更好地优化部属院校的布局结构，应适时把这些“准部属”院校调整为名副其实的部属院校。

（三）完善高等教育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20世纪末，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革，改变了部门办学、条块分割的局面，许多由中央部门举办的学校划转到地方，实行省部共建，以省为主，加大了省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统筹权。这个改革无疑是必要的，改变了过去条块分割的一些弊端，但是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一些接收划转院校较多的省份，省级政府财政难以承受办学的财政压力；一些院校划转到地方后，在省级统筹的框架与逻辑下，由过去为全国服务、面向全国招生的行业院校，变为主要为本省服务的地方院校；一些院校主要为地方服务后，招生来源和生源质量都受到了影响，甚至出现了“吃不饱”的情况。由于划转到地方的院校主要是行业院校，过去为全国服务的优势逐渐失去，与同时划转到教育部所属的同类院校差距明显加大，使这些院校失去了很多服务行业的机会，学校的办学特色和发展都受到了影响。总之，条块分割有弊端，块块为主也有局限。如何更好地发挥划转到地方院校的办学特色、优势和服务全国的传统与积极性，如何避免块块为主后的院校重复建设、块块分割，需要完善省级统筹和中央调控相结合的有效机制。中央政府可以通过专项资金和政策调控，既发挥省级政府的积极性，又避免块块之间分割，使高等教育资源在省际之间更好地发挥作用。

（四）建立多样化的投资机制

由于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主要是以政府拨款和学生个人缴费为主，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形成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很大。为了能够发挥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的辐射作用并实现经济落后地区高等教育的崛起，就必然要建立更加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投资机制。研究表明，多样化的投资机制有助于提升大学的竞争性和创新性，有利于大学保持独立、多元发展，并且可以提升大学办学绩效。对于经济发展水平高、市场活跃的区域，应鼓励其实现优先发展，并通过经验共享或平台互助等形式积极带动周边地区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对于竞争力较弱的区域，应发动社会力量建立各类高等教育发展基金，充分利用社会捐赠的筹资渠道，帮助中西部地区实现教育经费的多元化投入；各级政府还可以对资助中西部地区高校发展的社会机构提供专门的扶持政策，以增强社会力量向中西部地区高校捐赠或捐资办学的热情。

（五）加强高等学校的责任和担当意识

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只是政府、市场的责任，高等学校也责无旁贷。为此，东部的高等学校，特别是国家部属院校应尽力完成好国家交给的支持中西部高等学校发展的各项任务，定期选派高水平教师和干部到中西部高等学校任教和工作，主动积极开展各类短期培训和学位教育以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教师的教学水平，并通过科研合作提高中西部高校的科研水平。高等学校，尤其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应该在不违背教育公平原则、保障高等学校权益的前提下，向中西部地区重点大学招生计划较少的省（市、区）分配更多的招生计划，逐步提高东部高校对这些地区考生的录取率，以减少由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差距所产生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公平。此外，国家重点建设高校还可以通过联合办学或设立分校、研究院的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增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