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焕然 朱新卓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21年第10期

问题提出

在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时期，继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先扶智”的重要指示，对持续推动我国乡村振兴、在脱贫基础上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农村地区仍存在着“读书无用论”思想，当农民认为“读书没多大用处”时，他们可能会不重视教育，甚至不支持子女读书，这对教育扶贫形成了较大的阻碍。

“读书无用论”思想产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社会上出现脑力劳动者收入普遍低于同龄体力劳动者收入的现象，那些接受教育年限越长、学到知识越多的人获得的劳动报酬反而越低，导致知识的价值、学校教育的价值遭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质疑。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高等教育成本持续上涨和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让很多大学生无法获得预期的经济回报，而高等教育回报率降低、投资和收益不成正比，再次让人们对读书的价值，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价值产生怀疑。有研究者基于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存在文凭贬值和过度教育的问题。[1]过度教育导致职位和学历的匹配度下降，限制了个体的生产效率，使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收入降低[2,3,4]，让人们对大学的文凭价值产生怀疑，进而衍生出“新读书无用论”思想。而这种“新读书无用论”思想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其突出表现是很多农民对子女读大学并不积极，认为读大学花销大、不合算，甚至要求子女放弃高考，放弃读大学。受此影响，农民对普通高中教育的有用性也产生了怀疑，因为接受普通高中教育是为上大学作准备，它是否有用，取决于高等教育的有用性。与之相反，义务教育的普及与进城务工的需要让农民认识到接受义务教育的重要性。

当前农村地区盛行的“新读书无用论”主要是指农民对“读大学是否有用”持怀疑态度，其中蕴含着农民高等教育价值观。大学文凭对农民来说是否有用，国内有学者进行了研究。如有学者指出，农村贫困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面临着种种风险，人力“产品”的使用价值低加剧了贫困家庭的经济压力。[5]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和高等教育个人成本的提升，农村学生的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在逐渐下降，并且投资回收期有所延长，但高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仍十分明显[6]，从长期来看，高等教育有较高的收入回报[7]。在农村地区，高等教育学历能显著降低父辈收入对子辈收入的影响，具有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贫困家庭子女升迁性社会流动的作用。[8]大学教育仍是促进非农增收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有利于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和缩小收入差距。[9]大学文凭有助于农村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满意度。[10]然而，科学的客观事实并不等于农民的主观感知，当前农村出现的“新读书无用论”反映的是农民自身对“读大学是否有用”的看法和观念。那么，在农民看来，读大学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什么情况下读大学“有用”？什么情况下读大学“无用”？评价标准是什么？

要回答上述问题，需要“走进局内”，通过田野调查来考察农民对“读大学是否有用”的认知。只有对其中所蕴含的农民高等教育价值观予以识别，才能让我们在充分考虑农民自身需要的基础上，消除“读书无用论”思想，从而在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阻断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作用。

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

农村地区的“读书无用论”思想反映了农民高等教育价值观。有研究者通过问卷方式对农民的这种观念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中有的人认同“读书有用”，有的人认同“读书无用”。[11]然而，在“有用”和“无用”之间存在一系列复杂的“中间过程”，体现了农民对高等教育的复杂认知，这不能通过简单化、表面化的问卷来识别。尤其是对于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村居民来说，由于存在理解上的偏差或不足，简单地填写一份问卷并不能反映他们的真实想法，以及想法背后的意义世界。而走进农民生活，通过面对面的交谈和话语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呈现和认识这一问题。因此，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

2．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湖北省某农村社区作为案例社区，该社区以前是一个以水稻种植为基础的农业大镇，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城务工，留下来的绝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当年轻人外出务工后，很多老人仍保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从事着一些简单的农业劳动，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庭生产模式，这种家庭生产模式是我国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结构模式。[12]因此，选取该社区的居民进行访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访谈结果大体能反映我国农村居民对“读大学是否有用”的观念。

本研究对该社区的18位农民进行了访谈，在选取访谈对象的过程中，遵循“非概率抽样”原则，在具体抽样方式上则选择了开放式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等方式。[13]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中的“农民”是指农村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经济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农村居民。本研究最终选择农村学生家长作为访谈对象，这些学生不仅指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阶段的在读学生，还包括辍学或已大学毕业的学生。深度访谈分两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均面对面访谈了9位农村居民。考虑到他们平时外出务工的需要，访谈时间定为春节假期，第一阶段的访谈时间为2019年2月（访谈对象编号为A1-A9），第二阶段的访谈时间为2020年1-2月（访谈对象编号为B1-B9）。

3．研究过程

在第一阶段的访谈过程中，我们采取了连续比较的研究路径，“悬置”了所有的假设和偏见，同时进行开放式访谈，只是大致围绕“读大学是否有用”这一主题让受访者畅所欲言。随着资料的丰富和研究的深入，研究问题逐渐聚焦，理论概念逐渐形成，最终编制了一个完整的访谈提纲。因此，第二阶段的访谈主要采用结构化访谈，并采取分析归纳法的研究路径对第一阶段的研究内容和理论观点进行了补充和修正。

在访谈过程中，话题总是处于漂移之中，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对农民表达的看法或讲述的“故事”进行改编，使其满足理论化需要。另外，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并不会被他们直接表述出来，有时他们说话的表情和语气也包含着重要信息，因此需要我们对相关概念和主题保持敏感性。而贯穿研究始终的是依据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方式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三级编码结果如表1所示。

第一，开放性编码阶段。开放性编码是对资料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在提取相关概念的同时，对意义相近的资料进行重组和归类。本研究对18位受访者的“讲述”进行逐行逐句编码，在尽量使用受访者原话的前提下，共识别出265个概念标签。由于其中存在大量重复和“个性化”的词语，经过连续比较和修正并进一步抽象化处理，最终确定44个次类属。

第二，主轴性编码阶段。主轴性编码是通过建立概念和类属之间的有机联系，提炼更高一级范畴的过程。本阶段对开放性编码阶段形成的44个次类属进一步抽象化处理，分析次类属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因果联系，最终归纳出12个范畴。

第三，选择性编码阶段。选择性编码是在已有类属和范畴基础之上进一步挖掘核心类属，主要任务是处理范畴与范畴之间的关系。在建立范畴之间关系的同时，还要对初始概念和类属进行回溯检验和分析。本研究通过归纳、整合、验证，最终确定的核心范畴为“文凭价值”、“高校类型”、“专业选择”、“就业去向”、“学业表现”和“社会资本”。

调查结果与分析

1．文凭价值是农民判断“读大学是否有用”的标准

我们通过主轴性编码提炼了农民高等教育价值观的两个类属：“经济回报”和“工作性质”。前者指读大学与经济投入和回报之间的关系，后者指读大学与农民子女大学毕业后的工作地位与工作环境、工作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提炼了“大学文凭价值”这一核心范畴，经济回报和工作性质共同决定了大学的文凭价值。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常常通过比较打工和读大学得到的经济回报来评价大学的文凭价值。当农民子女凭借大学文凭获得了一份收入高、稳定、体面的工作时，农民就认为，大学的文凭价值高，读大学是有用的。

现在这个社会不读书是肯定不行的，至少要读到初中毕业。早点打工可以早点挣钱，而读书要花不少钱，那些“三本”大学学费很贵，很多人毕业后工资还不如打工的，感觉几年的钱白花了，还少赚了不少钱。但是打工挣的都是力气钱，工作也不稳定。读了大学的人，找的有些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可能工作要稳定些，也不用出体力，老了之后还有退休金。（受访者A1)

尽管接受学校教育对于农民外出务工和提高收入具有重要意义，但它们之间的强关系主要体现在基础教育阶段。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教育对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主要是在大众识字这一阶段出现，而不是在更高层次的教育阶段中产生的”[14]。尤其是在一些农村贫困地区，教育层次与个人收入并不存在正相关，甚至拿到高中文凭的人的收入比没有拿到高中文凭的还要低。[15]但是，对读大学是否有用，农民会从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能否获得社会地位高、稳定的工作，及其能否带来养老、退休保障等附加价值来评价。这与农民在长期的农业活动中形成的成本收益观和生存伦理有关。有研究者认为，农民是理性的经济人，会根据“有利性”来安排农业生产。当他们作出某项生产决策时，会考虑新生产方式的投资收益率，他们有时不去寻求新农业要素的原因在于，相对于他们从这种寻求中得到的收益而言，花费的成本太大了。[16]农民的这种成本收益观可能让其忽视投资活动收益的“延时性”，仅仅考虑即时的经济利益，当他们发现高等教育的成本与收益不成正比时，可能觉得读大学的经济价值不高，从而滋生“读大学无用”的观念。另外，农民看重眼前的回报，而不太在意长远收益的成本收益观，可能与他们在长期的农业活动中形成的“安全第一”、“回避风险”的生存伦理有一定的关系。对于勉强生存的农民来说，生活中的风险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更重要的是维持生存的延续和稳定，而不是寻求现状的变革。[17]正因为如此，农民子女大学毕业后能不能找到一份保障生活稳定的工作，也是农民判断“读大学是否有用”的一个重要标准。

2．重点大学的文凭价值高但农民子女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有限

过去农村人上大学可以成为“城里人”、“国家干部”、“有单位的人”，现在农民子女读大学并不一定会带来收入、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明显改变。这几乎成为当前农民的共识，其原因主要在于以前实施精英教育的大学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走向了分化。表1显示，农民眼中的“好”大学和“差”大学，实际上对应的是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两种高校类型，不同类型高校的文凭带来的收益是不同的，进而使农民从认同“读大学有用”转向“读重点大学才有用”。

现在考上大学跟以前考上大学不一样了，以前考上大学很难，现在考大学很容易，因为现在大学变多了，招的大学生也多了。现在要考上“好”大学才有用，考上“差”大学不仅要花更高的学费，读出来后工资还不高，工作也不稳定。（受访者B5)

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持有大学文凭，改变了精英化阶段大学文凭与工作岗位之间的对应关系。但重点大学的文凭对大学毕业生找到社会地位高、收入高的工作仍有较大的优势，这是因为重点大学不仅给大学生传授高深的专业知识技术，还对个人能力传递“符号”价值。因此，重点大学成为多数大学毕业生获得高社会地位、高收入工作的“敲门砖”。

那么，谁才有机会上重点大学呢？通过访谈，发现农民普遍认为“现在上大学越来越容易，但上重点大学越来越难”，他们这种基于“共同经验”形成的主观感知与社会事实是基本相符的。很多学者都对教育扩张背景下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美国学者卢卡斯提出了“有效维持不平等”（EMI）理论，指出总体高等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在下降，但基于质量差异的高等教育不平等仍会维持，那些来自社会优势阶层的子女更有可能获得质量更高的高等教育机会。[18]国内有学者指出，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张，社会经济背景好的群体具备获得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优势。[19,20]而对于父辈大多从事体力劳动、文化水平不高且家庭人均收入较低的农村子弟而言，他们更有可能就读非重点大学，而不是重点大学。[21]因此，在“高校类型”这一核心范畴下，农民认同读重点大学是有用的，能够带来很高的回报，但他们也意识到读重点大学的机会很少。

3．非重点大学的文凭价值取决于农民子女的专业选择、就业去向、学业表现和社会资本介入

(1）专业选择。如前所述，农民的“读大学无用”之感主要来自子女读他们认为的“差”大学即非重点大学不能获得预期回报，他们对子女读大学持怀疑态度也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类大学的文凭价值不高。然而，这并不代表他们反对子女读非重点大学，相反他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读非重点大学也是“有用的”。通过材料分析，发现很多农民认为“即使孩子上的是‘差’大学，也能找到一些工资很高的工作”，而要获得这些工作，关键是其子女上大学后能学到一个“好”专业。

对于现在读大学，读什么学校很重要，学什么专业也很重要，有些专业学的东西在市场上比较吃香，即使孩子读的是一般的大学也能找到不错的工作，而且工资还比较高。（受访者B8)

受访者B8的儿子大学期间在一所专科学校学的是道路与桥梁专业，毕业后去了一家建筑公司，目前月薪过万。他很满意儿子现在的工作，认为幸亏当初专业选得好，否则刚工作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工资，其他受访者也大多认同在非重点大学选个“好”专业的重要性。不同于重点大学，非重点大学的大学生毕业后大多从事一些蓝领工作，工作虽辛苦但有保障。正如B8对儿子工作状态的描述：

虽然工资高，但工作地点不固定，需要到处跑，经常在外面风吹日晒。（受访者B8)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规模的扩张，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特定的职业训练似乎主要来自工作岗位，而不是学校。[22]尤其是那些操作相对简单的技术，可能更多的是在工作岗位中习得，这也是人们对读大学的有用性产生怀疑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对一些工作岗位来说，大学文凭对于求职者而言是一个必须跨越的“门槛”，因为大学文凭是受教育者教育程度的证明，是高学历的象征。它对于求职者获取收入高且稳定的工作具有较强的“符号”价值。而对于哪些专业有市场，并能够换取报酬较高的工作，很多农民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和受眼界的限制，往往无法进行预见性分析或作出理性判断。有研究者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发现家庭背景较好的人进入财经、工科和管理服务等收入回报高的专业的几率更大，而农业劳动者出身的子女则主要拘囿于人文社科等收入回报较低的专业。[23]

(2）就业去向。在调查过程中，“工作稳定”和“退休金”是农民提到的两个高频词。当他们发现一些农村孩子大学毕业后并不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或频繁更换工作，甚至长时间待业在家，就会认为“读大学无用”。

读了一般的大学后，如果能够找到正式的工作肯定也是有用的，就是有正式单位的工作，虽然拿的钱不多，但是工作比较稳定，起码有个固定的饭碗，等到老了还可以拿退休金。（受访者B3)

他们谈话的语调和表情无时无刻不流露出他们对那些能拿“退休金”的人的羡慕。他们认为，要想拿到退休金，应从事有编制的正式工作，这里所说的“正式工作”主要指的是体制内的工作。它们拥有集体的共同资源，并在制度层面对单位员工提供生活保障，使其工作稳定、声望高，可以有效应对或规避外部经济冲击和市场化风险。[24]随着传统的单位体制整体走向式微，当前的体制内工作虽不能跟以往的“单位铁饭碗”同日而语，但由于其体面、稳定、有保障的职业特征，仍受很多农村家庭的青睐和认同。因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在长期田间劳作中形成了“安全第一”、“回避风险”的心理。只要他们的子女能够通过大学文凭换取一份安全、稳定的工作，他们也会认为“读大学是有用的”。

(3）学业表现。学业表现主要指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习状态和取得的学业成就。根据访谈得知，很多农民认为读大学是否有用与子女在大学期间的学业表现紧密相关，子女在大学期间学业表现的差异会导致文凭价值的差异。

不管读什么学校，关键还是要看自己，有些考上一般大学的学生，在大学努力学习，最后也可能找到不错的工作，有的人还考上了研究生。如果是这样，这个大学还是读得有价值的。如果你本来读的就是个一般的学校，还放松学习，只想着混个文凭，毕业了肯定不好办。（受访者B1)

事实上，不管在重点大学还是在非重点大学，个人的学业表现都会对其获得的文凭价值产生影响，正如有受访者认为的：

即使考上“好”大学，如果进入大学后放松下来，什么都没学到，也有可能找不到好工作，有的人可能都毕不了业。（受访者A7)

但通过对大量访谈资料的比较和归纳，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受访者并不认同学业表现会对读重点大学的有用性产生影响。很多农民子女考入重点大学后，会延续他们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这也是他们作为“读书的料”所生产的一种文化习性，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25]相对而言，学业表现对于非重点大学的文凭价值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它也影响了农民对读非重点大学是否有用的判断。进入非重点大学的农民子女，如果表现积极、勤奋认真，努力学习专业，提高自身能力，也有机会找到好工作。

另外，进入非重点大学为农民子女进一步提升学历层次提供了可能。如果他们进入非重点大学后表现突出，有较强的成就动机，可以通过升本、考研、考博来获取更高报酬或社会地位的职业。当农民子女把非重点大学作为进一步深造的“中转站”，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非重点大学的文凭价值。有学者调查了我国大学教师的发展状况后指出，我国大学教师大多具有博士学位，且多数来自农村和乡镇。[26]一个人成为大学教师，一般要接受较长年限的教育，同时因其学术性的入职要求而较少受到家庭背景的制约。事实上，无论出身阶层如何，只要个体教育年限达到一定门槛，家庭出身对子代的影响会逐渐发生衰减，而入职资格获取过程的拉长（尤其进入研究生阶段）会筛选出在家庭背景传递效应减弱后资质或意志力相对突出的人群。[27]对于农民子女来说，随着他们教育年限的延长，个体因素会在职业选择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接受大学教育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学业表现在大学期间发挥着关键作用。

(4）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个人或群体社会资源的集合，与社会关系网络紧密相关，个人或群体可以借助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和信息来获取利益。在大学生“就业难”的背景下，工资高、社会地位高且稳定的工作岗位的稀缺性，让大学生在就业市场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受社会资本的影响。社会资本与家庭背景影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也是众人皆知的“权规则”。[28]有农民认为：

如果家里有关系，即使孩子读的一般的大学，也可能会找到好工作。（受访者A4)

然而进一步的调查发现，社会资本在不同群体的分布情况是存在差异的，读非重点大学的农村家庭子女拥有的社会资本远远不及城市家庭子女。

很多农村孩子从小生活在农村，亲戚朋友也大多在农村生活，他们即使有关系，也是比较远的关系，不能发挥多大作用。而家在城市的孩子显然关系更多，如果他们的父母靠关系帮他们把工作机会拿走了，农村孩子就更加找不到好工作。（受访者B5)

对于那些学习成绩并不突出的城市家庭子女，他们即使拿的是非重点大学文凭，也可以凭借个人与父母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就业市场占据更多优势，而那些仅仅拿到非重点大学文凭，且社会资本较少甚至没有的农民子女在就业市场上没有相应的渠道找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工作。有研究者针对中国社会“关系”，提出了“强关系力量假设”，指出中国人关系网络的核心是人情交换，如果有关系强的决策人或者通过关系强的“中间人”来与决策人建立间接的强关系，有助于工作机会的获取。[29]尤其是与农村社会联系更紧密，并且能吸纳更多非重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一些中小县城单位，其内部关系网更加复杂，社会资本的介入程度更大，对拿到非重点大学文凭的农民子女获取一份稳定的工作可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另外，大学扩招以来，在越发严峻的就业环境下，获取高等教育文凭门槛的降低可能导致“非任人唯才原则的兴起”，使职业成就中的先赋性因素发挥更大的作用。[30]而当社会资本过多地介入就业市场，致使农民子女在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时，会让农民怀疑非重点大学的文凭价值，他们会认为读非重点大学无用。

结论与思考

1．新时期农民高等教育价值观的建构

综上分析，我们建构了农民高等教育价值观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该模型为一个四角锥形结构，其中“农民”、“重点大学”、“非重点大学”、“文凭价值高”、“文凭价值低”构成了四角锥形的五个顶点，“重点大学”、“非重点大学”、“文凭价值高”、“文凭价值低”四个顶点在一个平面上。该模型大体上反映了农民高等教育价值观所包含的内容，以及新时期农村“读书无用论”思想的意涵。

新时期农村社会中的“读书无用论”蕴含着农民高等教育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并非简单地认同或反对读书“无用”或“有用”。事实上，农民是依据子女所读大学的文凭价值来判断读大学“有用”或“无用”，如果农民子女读大学后获得了比较高的经济回报或找到了稳定的工作，那么农民认为读大学是“有用”的。具体来说，农民认为重点大学的文凭价值高，读重点大学能够带来很高的经济回报和稳定的工作，但农民子女读重点大学的机会很小。而非重点大学的文凭价值受专业选择、就业去向、学业表现和社会资本等因素的影响。如果进入非重点大学的农民子女在大学期间选择了合适的专业，或在大学毕业后在体制内单位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或因其在大学期间表现积极、努力进取，并提升了学历层次，则农民认为非重点大学的文凭价值高。当农民因缺乏相应的社会资本使子女在就业市场难以获得稳定的工作机会时，农民会认为非重点大学的文凭价值低。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受访者的看法和观念都包含在上述模型中。如有农民认为，即使考上重点大学，如果专业不好、就业不理想，或个人在大学里的表现不好，最终也可能找不到收入高或稳定的工作。我们在第一次访谈结束后，把这些观念纳入模型中；在对第二次访谈资料进行编码的过程中，制作了一个资料矩阵表，并根据表中的属性在所有访谈个案中的饱和度，对模型再次检验和修正，从而得到新时期农民高等教育价值观的理论模型。

2．对新时期农民高等教育价值观的思考

农民高等教育价值观是农民对于高等教育价值功用的基本看法，这一看法集中体现了农民对子女读大学是否有用的系统认识。然而，“读书无用论”思想不管在何种前提条件下产生以及产生的程度如何，都会降低农民的教育期望、教育投入程度和获取高等教育的机会，也不符合新时期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战略意图。为消解“读书无用论”思想给农村社会带来的教育信誉危机，以发挥高等教育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要进一步提高农民子女进入重点大学的入学机会。其最直接的方式是落实和强化重点大学面向农村、贫困地区的专项招生计划。为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基础教育的发展差距，应通过加大农村教育投入、补充优质师资力量、实施恰当的家校共育方式等措施，来提高农民子女的学业水平和在重要选拔性考试中的通过率。

第二，要为绝大多数进入非重点大学的农民子女提供就业帮扶。一是在专业选择中提供信息支持。针对很多农民子女在高考志愿填报中较少得到家庭支持的情况，要发挥学校、教育管理部门和相关社会机构的作用，通过帮农民子女分析专业前景，了解校企合作、“订单式培养”项目等来指导他们选择“合适”的专业。二是在大学学习期间通过设置相应的奖惩制度和创设积极的学习环境，激发农民子女的成就动机，提高他们的学习投入度，转变他们“进入大学后就可以放松学习”的观念；指导他们学好专业知识和作好学业、职业规划，为他们进一步升学深造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条件。三是提供就业信息，引导、鼓励农民子女到基层工作，针对基层选调生、农村教师招聘等考试提供必要的培训和指导。

第三，要为大学毕业的农民子女提供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一方面，在就业市场建立公平的选拔机制，杜绝社会关系对选拔过程的干预；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对包括发布招聘信息、选拔过程和确定最终结果的整个过程进行严格监控，并建立合理的申诉和舆论监督渠道，以及相关的问责机制和个人信用制度等。

总的来说，从农民的需要出发，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农民子女有机会上重点大学，以及发挥非重点大学的文凭价值，可以消解他们“读书无用论”的观念。当农民认为“上大学有用”的时候，他们会重视教育，支持子女读书，从而有助于将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先扶智”的重要指示落到实处，并在进一步巩固农村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为乡村振兴聚集更多的内源性人力资本。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根据扎根理论的方法构建农民高等教育价值观，揭示了新时期农民“读书无用论”思想的基本内涵。虽然研究带给我们一些启示，但仍有不足，需要作进一步思考。

第一，本研究是以湖北省某农村社区作为案例社区，并以社区内的18位村民为样本展开的。虽然我们考虑到了案例社区和样本的代表性问题，但我国不同地区的农村发展差异很大，不同地区农民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观念准则也存在差异，研究结论能否推广，尚待进一步检验。第二，本研究只调查了农村学生家长对“读大学是否有用”的看法，而农村学生与家长的观念是否存在差别，有待我们进一步验证。第三，本研究建构了新时期农民高等教育价值观模型，这种观念的形成具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本研究仅对其进行了简要探讨，期待未来有更深入、全面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