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凤桥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教授，博导。

我对于人才培养质量这个问题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但是置身与学生的密接互动之中，又无时无刻不被这方面的问题所触动，包括录取学生、课堂教学、指导研究生、评奖评优、论文答辩、毕业就业和招聘等各个环节，因此自然有所感受和思考，且常有较大的反差，比如半个小时的招生面试环节，面对申请者“靓丽”的简历和夸夸而谈的陈述，不时有老师反映生源质量高，但是到毕业论文答辩时却反映质量平平，难道是学生退步了不成？在这种身临其境的情况下，看到一些文章对人才质量问题的探讨，对问卷调查进行统计显著性检验，与亲身感受相比，多少有隔靴搔痒、蜻蜓点水之感。我们处在一个急遽变化的时代，代沟变得越来越宽，代期变得越来越短。你们有没有被学生的报考简历和求职简历所修饰出接近“完美”而产生“后生可畏”的感觉？相反，有没有被学生翘课和课堂上对教师的辛苦付出无动于衷以及完成论文的低投入和低水平而感沮丧？这让我想起杨绛写过的一句话：“陶渊明好读书。如果他生于当今之世，要去考大学，或考研究院，或考什么托福，难免会有些困难吧？”时代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不得而知。

去年，北大召开过一个跨学科发展的研讨会，我在会上谈了一个观点，即我们当下面临的一个困境在于，专业化训练背景的教师遇到了应试选拔出来的学生，他们都有某种功利主义取向，形成了一种扭曲的师生关系，从而构成了对发展跨学科组织体系的羁绊，且引发出一系列的其他问题，其中包括人才培养质量问题。下面，对这个观点做进一步的阐述。

就今天的大学教师群体而言，无论是60、70或80后，基本都是单一背景，从学校到学校，应试精英加上学术职业。李泽厚和王元化等学者敏锐地指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出现的知识人思想性淡出、学术性胜出状况后，专业性日益成为大学发展的主旋律，教师知识背景和偏好都具有明显的专业取向特征，以世界一流为马首是瞻，失去对现实的应有关怀， “追求对于细微的深度了解”（to know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知识人的广博含义式微。在专门化的知识格局下，学者居一隅而孤芳自赏、自以为是，难以形成学术共识，也难以进行有助于相互促进的沟通和交流，造成了“两种文化”甚至“三种文化”之间的隔阂。在教育学科门类和高等教育二级学科内部，不同研究方向和范式（比如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之间也出现隔阂甚至彼此不以为然的态势。

反倒是早期的学者没有这些羁绊，学术视野开阔一些，学术路径豁达一些，学养也丰富一些。北大原副校长吴志攀在回忆英语系李赋宁教授时写道：“他的学术时代，比我们今天要宁静，不像现在这样浮躁和急于求成，他做了十分，最多说一分，而我们，做得太少，说得太多。”高山仰止，与老一辈学人相比，无疑，我们的学术境界稍逊，学术产出虽多但要廉价一些。

回顾自己学术成长之路，深以为是。在专业背景和学习惯习的影响下，既缺少对某一个知识领域的深钻，也缺少广阔的知识背景，带来很大的局限性。只是近些年，随着接触和知识涉猎面的拓宽，特别是受到一些榜样学人的影响，读他们的作品，与他们交谈，才意识到“井底之蛙”对于治学的危害，体会到天高与海阔的乐趣，有一种内在的动机去拓宽自己的知识结构，去调整思维方式和求知策略。虽然努力追赶，但是感到由于积欠多而力不从心，要想轻松驾驭学生和课堂都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时，从这个视角去审视大学教育，审视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发展态势，发现这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共性问题。教师视域的偏狭会不会把学生的创造性视为异常而扼杀？对于学生论文的评价能不能不以简单学科归属作为评判的依据？现在的教师职称晋升考评制度，在诱导或者强迫教师们“螺蛳壳里做道场”，追求短平快，只问当下，不考虑长远，忽视知识的完整性和融通性，更加重了上述问题的严重程度。在北大召开的一次文科负责人会议上，人文学部主任申丹老师讲到，人文学教师以阅读为乐，无视发表和出版的外在需求。我想，这也许就是人文学者治学的一种自然状态，无目的的阅读最能使人精神愉悦，收获也最明显，厚积而薄发。反过来想，如果读书人失去了应有的从容与坦然，为写作而写作，那么到底可以写出怎样的作品呢？我们的“内卷”是否也与此有关？在一个狭窄的领域，容易达到发展的极限；反之，在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视域下，知识生产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是否容易得到抑制？

再对现代大学教育方式做一些批判性反思。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对现代农场生产方式予以谴责，我们在用一种没有“兽道“的方式养殖牲畜（牛、鸡、猪等），让我联想到现代学校的教育方式，把知识划分为无数细微的分支，教师通过课程的形式在学校中传授这些知识，把学生成批地迎进学校，再送出学校，从而完成了教育过程，顾及不到学生的认知需求，他们吃得消那么多对他们来说无甚意义的课程吗？他们喜欢目前这样的知识“喂养”方式吗？我们确实观察到学生的各种纠结，表现为各种拖延症、焦虑症甚至抑郁症。

我想，教师的知识背景和发展取向是人才培养问题的一个主要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则是由于应试教育带来而出现在学生身上的问题。

比现任教师年轻一些，同样从应试系统下走出来90后和00后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会把中学期间习得的应试习惯不自觉地带到大学，再加上进入大学后，在进一步升学压力下，被学业负担和绩点制所制约，因此无法从容地安排自己的学习。四年大学生活变成了被动竞技而非自由探索。在速成的氛围中，不愿付出“为伊消得人憔悴”之苦，只想着轻易地抵达“灯火阑珊处”。另外，今天的学生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进入高校的，毕业时的就业压力比过去明显增强，使得这个群体出现了很大的分化，只有少数人是学术取向的，多数人则是实用倾向的。对他们不宜采取“均码式“（one size fits in all）的培养方式。供需不匹配带来的结果，会在若干年后反映出来。 

吴志攀是北大有人文关怀的一位校领导，胸中带着豪情，笔下总带着感情。当英语系的陶洁老师退休前上最后一堂课时，他自己亲自坐到教室去听。当看着上课的学生，有的迟到、有的上课吃东西、有的接听手机甚至睡觉等情形，他气愤地写道，“我看着她们，脸上发烧，她们难道不知道这一课是多么重要？难道陶老师这样的名师，讲课还不能吸引她们？难道她们没有发现，我这个不速之客正在听课？“这是十几年前吴校长记录下的北大课堂情况，让校长感到气愤的是几个英语系的女学生。不知今天的课堂情形是改进了，还是更糟了？林建华校长前几年从思政课课堂观察回来说，低头族不少，很多学生上课在干自己的事情。

与上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北大每年组织一次十佳歌手大奖赛，为了要获得一张位次比较好的票，学生要提前一天排队，在学生会门口形成了一条长长的过夜帐篷队伍，颇为壮观。这就是今天北大学生的实况！

以我们学院为例，我们有三类学生：硕士生、学术博士生、专业博士生，对于他们而言，发展期待不同，培养目标也不同，因此“人才质量”就有三种不同的含义。针对学术型博士生而言，质量体现在学术性上；对专业博士生而言，质量体现在对工作的促进作用上，而对于尚未涉世和有多种未来可能的硕士生而言，质量体现在满意度上。从教育者的角度看，无论何类学生，无论未来走向何方，大学生活都意味着要充实自己，只有经过艰苦的读书或者实践，没有什么其他的捷径。不幸的是，很多学生并不这么想，于是出现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认知偏差。

每到五六月份的论文答辩季，每位老师都要评阅大量的学位论文，这是检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如果论文质量高，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紧张而愉悦的过程，反之则是一个不堪重负的过程。我想多数人都以为是后者。一些硕士生只用很短的时间，就对付完这篇对他们来说无关痛痒的论文。与硕士生相比，博士生对论文的重视要高很多，论文的篇幅越来越长，却没有包含相应的高级智识内涵。从论文评审环节看，责任不全在学生，在大负荷的评审情况下，教师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自然也不会很多，因此肯定存在着误读和误判的情况。

另外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解决“以一（人）对三（类学生）”的格局？在一对多的情况下，会形成怎样的师生关系？学生规模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小规模的情况下，师生关系可以比较密切；反之，在大规模情况下，师生关系势必会疏远，不得已要采取“散养”方式，质量控制问题变得明显。我们确实经历了一个规模快速扩张过程，至今有增无减，师生关系问题不容小觑。

学生与教师形成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于人才培养质量至关重要。教师与不同类型学生会形成不同的人际关系。

在三类学生中，学术博士生在经过自我选择和一定的学术规训后，与教师是同道人，为教师所器重，而由于博士招生名额少、教师人数多，供需关系失调，学生变成了“香饽饽”。博士生面临着学术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压力，教师面对着职称考评压力，所以师生可以抱团取暖。当然，要防止把师生关系异化为老板与打工者的雇用关系。

对于硕士生而言，老师无法对他们的就业前途和命运负完全责任，因而丧失了威信，无人可以扮演人生导师的角色。学生只能自己对自己负责，于是学生各显其能，教师无法把自己的偏好强加给学生了，在基本满足毕业要求的情况下，较早走向社会，花大量的时间进行各种有益或无益的实习，积累自己的就业资本，与教师要求的偏离程度较大。从能力看，这些高智商者稍做努力就可以令人刮目相看，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这种状况在我们学院早几年就出现了，我们一直想扭转这种格局，但是让学生按照老师的想法做难，只能教师顺应学生，美其名曰“以学生为中心”。

专业博士生的问题最突出，规范和行为之间拧巴得最厉害，培养的目标是专业型人才，但是教学设计、教师背景、论文要求都偏向学术型，使名实不符，师生双方都有很强的失落感。

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师生关系呢？即使在收取学费的情况下，师生关系都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交换关系。他们应该是一种超越交易的文化关系和道德关系。社会学家马奇认为：“教学是一个职业，教育是一种信念。对于它们，我们既不应该有相关性要求，也不应该有效益要求。” 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把师生比喻为大鱼与小鱼的关系。

借厦门大学学术论坛，从自己的切身感受，谈了对人才培养质量相关的一些看法。归纳起来就是，历史使然，教师的专业化与学生的应试背景历史性地结合在一起，在大规模的情形下，形成了一对多、旨趣不完全相同、若即若离的师生关系，往日视为家人的师生亲密关系不再，学术和知识已经无法承载师生共同追求，师生之间演变成了一种正式的责权利益关系，教师不再能够扮演人生导师的角色。回归对完整知识的追求，重构意义和价值体系，建立一种健康的学术新秩序，是我们提高培养人才质量需要正视的一个方面，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