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财经大学孙勇彬主持完成了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2020年江苏高校外语教育“课程思政与混合式教学”专项课题“基于文化输出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探究 ”（课题编号：2020WYKT009），课题组主要成员：邵怡、顾晓燕。

人生的示范——约翰生《格雷传》的教诲功能

塞缪尔·约翰生（Samuel Johnson）和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是英国十八世纪中后期家喻户晓的两位文人。约翰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有着多方面的才能；而托马斯·格雷是“墓园派”的代表诗人，声名远扬。约翰生写过诗歌、戏剧、散文和小说，也曾编过字典，然而，最突出的成就是传记。晚年时期的约翰生接受了伦敦书商们的邀请，为他们打算出版的《英国诗人》中的诗人们提供传记式兼评论性的序文。后来出版时改变了原来作为序言的计划，独立出版成书《诗人传》，而《格雷传》是其中颇有教诲功能的一篇。因为，英国 19 世纪诗人和教育家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形成“博雅教育”理念之时，也极力推荐约翰生的《诗人传》，并从中选择了格雷、弥尔顿、德莱顿、蒲柏、艾迪生和斯威夫特六位诗人的传记编辑成书，由以高质量教育和文学类图书而蜚声于世的麦克米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作为学生的阅读教材。这部选集足以表明阿诺德对于约翰生《格雷传》教育功能的肯定。

在《格雷传》中，约翰生（vol.iii 1819：334）借他人之口，利用泰普尔先生（Mr. Temple）写给鲍斯威尔先生（Mr. Boswell）的信中所述，竭力颂扬诗人格雷博大精深的学识，饱览群书的阅历、广泛的兴趣爱好和勤奋好学的精神：“也许他是欧洲最有学问的人。对于科学的精细和深奥部分他均熟悉，且不是停留在表面上，而是达到了完全彻底地程度。他了解自然史和市民社会史的各个分支；阅读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最早历史学家的作品，是一位古文物家。”格雷也是一位文学批评家，还研究形而上学、道德和政治学。他还对绘画、印刷、建筑和园艺有着很高的鉴赏能力。更为重要的是，约翰生（vol.iii 1819：334）还称赞格雷慷慨仁义的品质：“他也是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博爱之人。”约翰生（vol.iii 1819：336）间接引用梅森先生（Mr. Mason）的话：“格雷虽然算不上是富有之人，但是他从不贪财。他总是心甘情愿地从他自己为数不多的钱财中拿出一部分来资助那些穷人。”约翰生认为慷慨解囊资助他人是最大的善行之一。约翰生在《格雷传》中强调诗人的高尚人格和独特个性，认为诗人应该有益于人类和社会，因为就本性而言任何人都是相似的，读者很容易与诗人格雷产生共鸣，“类似的和相近的环境，使我们的精神乐于与之适应。”（杨正润 2009：263）约翰生希望格雷的勤学精神和慷慨之举能为读者所效仿。

然而，在称赞诗人格雷优良品质的同时，约翰生始终能够敏锐地觉察到格雷的人格缺陷和性格弱点：“人无完人，人总会有些瑕疵和不完美的方面。”（vol.iii 1819：334）在《格雷传》中，约翰生认为格雷人格上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男子气概，而女人气十足，且常常藐视知识水平不如他的人。约翰生在传中借用梅森先生的话来解释格雷的为人不敬：“在格雷不想取悦的那些人面前，他的女人气表现得特别明显。” （vol.iii 1819：335）另外，约翰生认为格雷有“一种奇怪的纨绔习气”，就是没有灵感的时候他的写作就会慢下来。而约翰生认为，“一个人什么时候都应该可以写作，只要他持之以恒坚持下去。”（Boswell 1936:23）约翰生在这方面与格雷观点不同，这源于他们的生活趣味和生活方式存在差异。约翰生喜欢热闹的城市生活，而格雷则偏好宁静的乡村生活。约翰生有句名言：一个人要是在伦敦感到厌烦的话，他就会厌烦自己的生活。一个人在伦敦舰队街几乎可以洞察他的一生所需。而格雷的态度却正好相反，他在给尼克尔的信中写道，“这个月我住在伦敦，那个令人厌倦的无聊的地方。”（853）这样的性格弱点也影响着诗人格雷与他人的交往。约翰生针对格雷朋友少，且结交朋友时缺乏包容精神提出了批评。格雷和英国首相罗伯特•沃波尔最小的儿子霍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是多年的好朋友，但有一次在意大利旅行时他们发生了争吵，就此分道扬镳。约翰生（vol.iii 1819：329）认为：“无论争吵的是什么，他们后来的旅行对双方来讲无疑都是不愉快的。”约翰生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了格雷和霍拉斯之间友谊破裂的缘由：地位不平等的友谊很容易破裂。尽管主要责任在于沃波尔，然而“我们会注意到，那些意识到自己的优点而反抗压迫的人，在同高于自己级别的人士交往时，很容易用复杂、谨慎的妒忌心理来审视自己的尊严，并且对自己关注的事情格外在意”（vol.iii 1819：330）。这样的说法是约翰生从人性角度表达的坦率之言，尽管可能过于严厉。约翰生的叙述和解释可以使读者折服，他们也会对格雷产生同情，并从他女人气的性格弱点、爱挑剔的毛病、友谊的破裂和日常生活的苦闷中得到教训。

约翰生对格雷的诗歌也持批评态度，如他（vol.iii 1819：336）对《春天颂》（Ode on Spring）的评论：“它的语言过于华丽，思想上也缺乏新意。”约翰生指出当时的诗坛上流行一种把名词加上后缀ed作为形容词的做法，如耕作了的平原（theCultured plain），开满菊花的河岸（the daisiedbank）。约翰生（vol.iii 1819：336）非常遗憾地写道：“在格雷的诗行中，竟然也出现了蜂蜜般的春天(honied Spring)。诗中的道德观是自然的，但是太陈腐；诗的结尾很漂亮。” 这里，约翰生和格雷之间对于诗歌语言的本质问题存在不同观点。约翰生代表的是新古典主义派，要求诗歌的语言必须遵守古代诗歌规则，符合古代传统的要求。而格雷追求的是诗歌语言的审美效果。再如，约翰生举实例证明格雷诗歌缺乏新意。在对《伊顿公学远景颂》（Ode on a Distant Prospect of Eton College）的讨论中，约翰生（vol.iii 1819：337）认为这首诗毫无新意：“对于格雷来说，《伊顿公学远景颂》这首诗什么也没有表明，每位旁观者都不可能和他有同样的想法和感受”。约翰生认为，人的情感在诗歌中自然流露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得以呈现。约翰生以自己的批评标准来理解和把握格雷诗歌的风格和特点，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约翰生的《格雷传》为何能够如此直接发挥教诲功能呢？主要是因为约翰生在《格雷传》中写出了真实。正如杨正润所说：“传记所以能产生教诲和励志的作用，在于传记的真实所形成的特殊的感染力。”（2009：210）在《格雷传》中，约翰生为了追求事实真相，不畏得罪他人，包括当时仍然在世的名人。霍拉斯·沃波尔就是其中之一。作为英国首相罗伯特·沃波尔最小的儿子，他和格雷在伊顿公学读书时就成为好友，后来又一同在剑桥读书。约翰生在传中的叙述和评价很容易招致所写对象的反感和嫉恨，所以很快就受到了他人的攻击。沃波尔在1781年1月27日写道：“约翰生的‘格雷传’，或是对他诗歌的批评出版了；这是一篇最恶劣的、枯燥的、没有品位的，谩骂式批评——而且还有些胆小。”（Cunningham1906：505）鲍斯威尔在《约翰生传》中提及：《格雷传》引起了文艺界的“一片喧哗，好像约翰生受妒忌之心驱使，从而对诗人的成就作了不公正的评价。”（Boswell1896：404）

约翰生对事实真相的关注与他对文学功能的理解密切相关。在文学观念上，约翰生深受人性论思潮的影响。17世纪，英国思想界是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论哲学家为主，然而，他们大多数是人性论者。到了18世纪，约翰生深受休谟的人性论的影响，并以此指导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他坚持认为文学应当真实地表现人性。他说：“每一则故事的价值依赖于它的真实。一则故事可以是个体的图画，亦或是一般意义上人性的图画。如果它是假的，则是什么也没有的图画。”（Boswell vol.ii 1924: 184）他从人性论出发，十分重视文学的实践价值。由此可见，约翰生对文学功能的理解使他排斥虚假、奇特和荒诞的事物。

约翰生写作《格雷传》有着明确的道德目标，但是他主张通过写出真实的传主来实现传记的道德目的，让读者自己思考和判断，从中得到道德教训，而不是隐瞒传主的过错和失败，塑造完美无缺的传主。他反复强调，一部传记的价值就是看其是否真实。鲍斯威尔曾经向约翰生提出一个问题：写作传记时是否应当提到一个人的怪癖？约翰生回答说：“提到怪癖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是否应当提到一个人的恶习。”约翰生的意见是“如果一个人是在写颂词，他可以对恶习视而不见，如果是写一部传记，他就必须如实写出来，”（Boswell vol.ii 1924:393）既不能美化，也不能丑化传主。但如果写出诗人的恶习，可能会给传主或其家人或朋友带来伤害，约翰生的观点是：如果应当尊重死者的名声的话，那就更要尊重知识、善德和真理。他也是在《格雷传》中实践自己的传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