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刊曾于2021年6月刊发袁靖宇先生的《1990年代：中国高校的大江大河》，时近一年，再次推出其力作《倾听农业经济学百年深处的风沙驼铃——南农校园的经历与闻见》。 

前文以江苏大学变迁为背景，绘就上世纪9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艰辛改革与辉煌发展的历史进程；后文以农业经济学学科创构为载体，勾勒中国现代学科发展坎坷而曲折的百年沧桑，二文堪称珠联玉映、浑然一体。前文一经刊发，即由新华社客户端转载，阅读量几近百万；相信此文面世，亦当不负众望矣。 

作者现任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院长、党委书记。他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更是一位管理者，还是一位学者。通观袁先生为文，古今中外，沧海林泉，名人掌故，钩深索隐；远瞻近观，流水行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谨向读者诸君特别推荐。

1998年，我考取南京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博士研究生。那一年，经贸学院共招收了15名博士生。我和江苏省发改委的顾为东、石河子农业大学的蓝海涛成为同门，师从李岳云教授。

南农经贸学院的源头是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和国立中央大学农业经济系。1921年秋，卜凯（John Lossing Buck）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经组（系）。1929年，中央大学农学院农政科诞生。到1952年院系调整前，两校共培养农经本科生700人左右、研究生30余人（28人获得硕士学位）。1949年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紧接着1952年院系调整，金大和南大的农经系合并成立南京农学院农经系。1984年，南京农学院更名为南京农业大学；五年后，农经系升格为农业经济与贸易学院。再后来经贸学院开枝散叶，分别衍生出公共管理学院、金融学院，自己更名为经济管理学院。屈指算来，经管学院已经是根深叶茂的“百年老店”。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镇江读大学时偶然得知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的名字。她曾在这座古城生活过，并因中国农村题材小说《大地》等作品同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普利策奖，而我对她一无所知，这让我感到惭愧。后来我又知道她的前夫卜凯是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却不曾想到若干年后我会和他有学缘的关联。卜凯常年率领学生对中国农村进行深入调查，对劳作的农民、贫瘠的农村、落后的农业有直接体验、深刻认识和悲悯同情，赛珍珠对中国农村的理解也因此超过一般来华传教士甚至本土文士。1931年春，《大地》（The Good Earth）出版，成了1931年和1932年全美最畅销的书籍，赛珍珠声名鹊起。人们按音译称呼赛珍珠为布克夫人，称呼卜凯为布克先生，布克先生自取的中文名“卜凯”反而名气不大。

和社交圈内的情形不同，卜凯在农业经济学界大名鼎鼎。薛暮桥回忆说：“国民党政府将他的主要著作《中国农家经济》指定为农业大学的教科书。全国解放以前各大学的农业经济教授，几乎都是卜凯的学生。”卜凯的农业经济学著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农家经济》（1930年）和《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我的阅读体会是：赛珍珠的《大地》，是卜凯的《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的文学文本；而卜凯的《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乃赛珍珠的《大地》的经济学文本。记得我曾纠结于这对神仙伉俪离婚的原因，很长时间无解。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破解积贫积弱的农村状况，中国农业经济学研究蓬勃兴起，形成“农业技术派”和“土地分配派”两大体系。“农业技术派”以金陵大学的卜凯为代表，包括徐澄、乔启明、杨蔚、刘澜涛、应廉耕、崔毓俊、沈宪耀等。其主要观点是，中国近代农业的主要问题是人多地少以及耕作技术落后，必须运用农业技术进步的方法解决。卜凯在《中国土地利用》中开宗明义：不准备“从农民和其他社会阶级之间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来考虑所谓的土地情况”，而以生产力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生产技术、生产规模以及土地利用等方面考察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土地制度和土地利用，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些观点成为国民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基础。卜凯在担任国民政府农业技术顾问时，提出108条改进农业经济的建议，包括调整地租率、建立农村金融设施、施用良种和化肥、改善交通运输等，部分被国民政府采纳。

“土地分配派”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陈翰笙为代表，包括于寅生、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张锡昌、姜君辰等。其主要观点是，中国农村最主要的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均，必须通过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解决。他们批评“卜凯没有使用地主、富农、贫农等这样一些概念去调查，因此无视中国土地的分配不均，没有看到中国的租佃关系”。陈翰笙曾写过《亩的差异：无锡22村稻田的173种大小不同的亩》的调查报告，读者可以从中管窥其政治主张和经济主张。

19世纪末至苏联十月革命后，德国农业经营学式微，美国农业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相继崛起，从此开辟了20世纪农业经济学发展的两条道路。1949年以后，“土地分配派”关于变革农村生产关系的主张成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的理论基础，中国完成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取得成功后，中国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制度。计划经济体制下，“以粮为纲”上升为农业政策甚至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入持续加强，但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温饱问题，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入也没有显著的提高。城镇居民必须凭粮票才能购买粮食的政策，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后的1993年才得以废止。

在农业经济学领域，教育和研究主要围绕当时的农业政策诠释展开。卜凯及其“农业技术派”成为批判对象，赛珍珠也被划入反华作家之列。卜凯昔日的学生和同事受到牵连。一批苏联农业经济专家来华讲学。主要教材有杜宾诺夫著《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教研室编写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1959年）、全国高等农业院校集体编写的《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1961年）、刘崧生主编的统编教材《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1963年）。“文革”期间，高校停止了农业经济学专业的招生。南京农学院农经系主任、原国立中央大学农经系主任、原国立南京大学农经系主任、留英学者刘庆云教授，系副主任、留美博士刘崧生副教授，以及岳云师的导师、留英学者许道夫副教授等成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臭教授”。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学界重新打开门窗，卜凯的“农业技术派”老树新芽，慢慢焕发生机；赛珍珠的作品也春风又绿，款款明月照还。1989年崔毓俊发表《不能忘却的记忆——记为中国土地利用提出良策的美国友人卜凯》，成为国内正面评价卜凯的第一缕春风。进入新世纪，卜凯问题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南农成为研究重镇。继刘崧生、刘葆金之后，钟甫宁、王思明、盛邦跃以及他们的研究生们成为卜凯问题研究的重要力量。“赛珍珠热”也开始兴起。南京大学北园西墙根下卜凯夫妇的三层西洋小楼旧居，被以“赛珍珠故居”之名勒石作记。此处偏僻，我曾带三两个年轻人去拜谒，恍惚之间可以透过虚牖看到卜凯伏案写作，又依稀听到后花园赛珍珠清脆的笑声。

回望历史，你既可以说时势造英雄，也可以说英雄造时势。中国改革发轫于农业，中央政府连续发布以农业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力呼唤农业经济学的全面恢复和发展。历经劫难的刘崧生，终于从低到尘埃的角落里走出，步入耀眼的阳光中。很多人没有能够等到这一天，1975年刘庆云在南京辞世，同年卜凯在大洋彼岸长眠，此前赛珍珠已经作古。

1977年，元气大伤的南农农经系几乎是在废墟上重建的。跟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学院、西北农学院、华南农学院、西南农学院和沈阳农学院相比，南农的农经系并不具有整体上的优势。在系主任刘崧生的领导下，南农农经系迅速发展，脱颖而出。北京农业大学安希伋评价说：“南农农业经济系走在了前头，绝非偶然。”改革之初，经济学界仍然存在空话连篇的现象，不敢也不会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作经济分析。人们发现，农业经济研究的经典文献，如张五常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1969年）、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1970年）均采用了数理分析方法，而且主要运用了卜凯当年的调查资料。刘崧生成立由顾焕章、张景顺领衔的技术经济教研室，并以此为基础创建农业技术经济学科。

上世纪70年代，苏南地区特别是苏锡常地区基本实行两季稻加一季麦的双季稻三熟制，三熟制的产量要比稻麦两熟制要高，因此双季稻被称为“革命稻”。1981年顾焕章发表《太湖地区耕作制度经济效果初探》，用生产函数模型分析耕作制度的经济效果，提出“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的观点以及改变双季稻三熟制耕作制度的政策建议。此文引起农业界的辩论和广泛关注，为江苏农业种植制度“三改二”的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中国农业经济学界的老一辈对刘崧生的道德文章、为人做事没有不佩服的。1979年夏，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IAAE）在加拿大举办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第十七届年会。农业部决定派遣刘崧生等四位农业经济学家出席。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农业经济学家首次参加国际农经学术会议。农业部高度重视，学界也很兴奋，都希望能够在大会上展示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蓬勃发展的新貌与学术水平。正忙于南农从仪征青山迁回原址南京卫岗办学的刘崧生克服困难，风尘仆仆地往返于南京与北京之间参与筹备工作。到了最后，因参与人数变动，需要减少一人，农业部十分为难。刘崧生高风亮节，主动提出他不参访，但仍参与论文准备，此举赢得领导和学界极大的信任和尊敬。

1979年，在缺席会议的情况下，刘崧生被推选担任新成立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的副理事长，这是学会领导中除政府主管部门以外唯一来自农业院校的代表。1985年，年逾花甲的刘崧生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出任新增设的农经学科组组长。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青蓝相继，薪火相传，刘崧生影响了南农几代农经人。除了沈阳农业大学朱道华担任第三届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外，从第四届开始，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的职位奇迹般地被南农传承下来：从顾焕章（第四届）到钟甫宁（第五、第六届），再到朱晶（第七、第八届）……

在江苏，南农和南大、东大的经济管理学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虽然美不自美、因人而彰，但南农1984年获批管理学博士点，南大1994年获批管理学博士点、1998年获批经济学博士点，东大更晚一些。南农恢复研究生教育后，刘崧生立即请来复旦大学的宋承先、汪道宏、陈观烈以及南京大学的吴可杰等教授为研究生开设《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经济计量学》等课程。现在这些课程都很普通平常了，但当时即使是最著名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也很难学全。1980年，岳云师从黑龙江尖山农场考取农经系的研究生，当地的《嫩江日报》专门作了报道。1983年，岳云师在孙祖荫、许道夫指导下成为南农培养的第一个农业经济管理硕士。1984年刘崧生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首批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博士生导师，1988年他指导的王荣成为南农，也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农业经济管理博士，这在当时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南农的社会影响力吃亏在校名中的“农”字上，但她的独特社会价值也体现在“农”字上。

我读博时，《人民日报》海外版曾报道过南农经贸学院“博导读博”的现象。博士被认为是知识精英，博导更是各学术领域的泰斗和领军人物。民国期间，全国高校共培养232名硕士；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至1965年也只培养了2.27万名未授硕士学位的研究生。1954年，中国科学院、中宣部、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开始酝酿建立我国的学位制度。当时有一个有趣的讨论：郭沫若提出，相当于现在硕士学位的这一级，毕业可称为“进士”。但直到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之后的1981年，我国才正式实施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1983年培养出首批18位博士，因此，除了少数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老先生外，最初的博导多数并不拥有博士学位。不少没有博士学位的中青年博导慕名到经管学院读博，以圆博士学位之梦，如广东的温思美、罗必良，北京的马晓河等等，当时已是全国知名的经济学专家。导师和他们的师生关系，本质上是知识探索的伙伴关系。马晓河跟我一级，时任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有一次课间，顾焕章教授说：“晓河啊，下一节课请你上。”晓河也不推辞，走到讲台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十分精彩。读博期间，马晓河提出了中国经济“双重二元结构”理论，并对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二元结构的形成与演化进行了论证。

经贸学院的博士难考是圈子内有名的。除了专业课外，公共课中以《西方经济学》为最难。按难易程度，《西方经济学》可以分为文字版、几何版和微积分版，经贸学院试题命制掌握在微积分版的难度标准。那时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杨小凯的《经济学原理》和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等教材还没有进入中国，我复习备考用的是钟甫宁教授编的教材。一般而言，《西方经济学》难在数学上，但我是工科出身，学的是樊映川的《高等数学》，做的是吉米多维奇的习题集，数学难不倒我。只是我学高数时基本上做的是物理题目，从没做过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和劳动分工理论方面的经济学题目，自然颇感焦虑。记得当时有一道宏观经济学方面的习题不会做，别人讲了我也没听懂。我思来想去，硬着头皮，给钟甫宁打电话，希望登门请教。他大概认为我是想去“套题”，一口回绝。钟甫宁在学术界广受尊敬，他的人生信条是“所学契合经世济民之目标，所行超越功名利禄之羁绊”。拒访事件让我对他更加敬重。曹植云：“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认为，经管学院的第一堂课是钟甫宁给我上的。所幸者，最后我的《西方经济学》考了61分，据说是第二名。

我见证了南农农经学科的高光时刻。1999年至2013年，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每年开展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此项活动为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培养的标志性事件。因入选率最高时也仅有1%，故优秀博士被公认为立于学术之巅、荣膺“金冕王冠”。社会对评选结果的关注，堪比1983年我国首批18名博士诞生。从评选结果看，优秀博士的“摇篮”主要为“985工程”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理工类论文占比近七成，导师与其培养出的优博论文篇数服从洛特卡分布。2000年由岳云师和顾焕章教授共同指导的蒋乃华的博士论文《中国粮食生产与价格波动研究》，2001年由顾焕章教授指导的常向阳的博士论文《技术市场构建论略——一个理论框架及对中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考察》分别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这是全国农业经济学科第一篇和第二篇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也是江苏省经济管理类学科第一篇和第二篇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更是南农历史上前两位获此殊荣者。南农农经学科名声更响，不少高校包括南大、东大的年轻教师，或直接来报考经贸学院的农经研究生，或来旁听经贸学院的农经研究生课程。

得拜岳云师是我的幸运。岳云师学识渊博，阅历丰富，性情儒雅敦厚，有宽仁长者之风。研究生导师带学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放羊式（Hands-off），将羊赶上山自己吃草，只要羊不给狼叼走就行，这样的导师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会两极分化，觅食能力强的长得膘肥体壮，觅食能力弱的长得瘦骨嶙峋，读了若干年还读不出来。另一种是老母鸡式（Hands-on），导师带着一群小鸡咯咯咯地在土中刨食，学生的调研、选题、论点、论据均在导师掌控之中。一般而言，放养羊的后劲比较足，而家养鸡的出栏率比较高。1984年李政道建言中国政府建立博士后制度时，曾向邓小平做过一个精妙解释。他说，本科生和硕士生要做的课题，导师既知道方法又知道结果；博士生要做的课题，导师只知道方法不知道结果；博士后要做的课题，导师既不知道方法也不知道结果。我的观点是，硕士生导师似乎以老母鸡式为宜，博士生导师似乎以放羊式为佳。岳云师是放羊式的，比较适合我这种“半路出家”的后学。随着研究生教育过程考核越来越严，恐怕如今经管学院老母鸡式的导师已经越来越多。

我最终未能做出农经方面的博士论文，这是我对农经专业一直抱有敬畏感的重要原因。记得博士论文开题，易中懿的选题是《农村城市化的经济学分析》、蓝海涛的选题是《国际农业贸易制度与中国农业政策调整》，我最初的选题是《农民、市场与国家——转型期中国农民地位、行为与组织（1978-2000）》。研究框架和文献综述基本做好后，我发现研究推进不下去了。遇到的困难，首先是当时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存在某些禁区并与国际学界相隔绝，既有研究基础以定性分析和调查报告为主，大量研究未能采用科学的计量方法或者通过随机干预实验来获得因果推论。更重要的是，数据的获得门槛较高。当然古人写作更难，有学者估算过，《史记》有52万字，竹简重达100多斤，光是翻阅资料就是体力活。但现代农业经济学研究依赖实证数据，而国内公共数据资源较少，我也缺少足够的社会资源开展有效调研。

我去请教岳云师。他说，刘崧生先生有一个观点，博士论文“不一定要做到最高水平，但一定要做到最新水平”。这给我很大的启示。严复曾说过“国人重博识，西人重新知”，其实新知的价值胜于博识，互联网时代更是如此。江苏是经济大省、科教大省，经济体量已经很大，但产业总体上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依赖于人、受制于人，企业尚未承担起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经济竞争力还不够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科教与经济结合，关注何时有江苏的“北大方正”。结合工作，我最终确定选题为《高校科技企业的制度逻辑研究》。2002年春，我作博士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是刘崧生的第一个农业经济管理博士，曾担任省教育厅厅长、时任无锡市市长的王荣。他笑着说：“我在省教育厅工作时，全厅有一个半博士——一个是我，半个是你。现在你毕业了，我却离开了。”他对我的论文给予较高评价：“在科学技术飞猛发展的今天，在技术创新主体尚在不断明确的中国，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该研究给出迄今为止最为系统而准确的学术与对策报告。”曲福田也是刘崧生指导的博士。2019年，曲福田率领省人大立法调研组到广东调研，我随行并陪同他去拜访王荣，王荣还说起“一个半博士”的故事。

紫金山南，卫岗之上，经管学院乃至南农最让人向往的，其实是山水形胜背后的历史层累，东西方文化在此聚合，形成以百年农经为代表的学术氤氲，六朝文脉因此元气淋漓。我读博的体会是，所有对学生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的具体事件，有五分之四发生在学术之外。在南农，我所有的思考与研究，都与自己的生命经验息息相关。于我而言，大学和导师对博士生的深远影响，不在于知识，不在于能力，而在于科学思维方式，在于学术境界和人生境界。这种境界，既有孔夫子欣赏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也有苏东坡向往的“诗酒趁年华”，这与享受人生的暗念合辙。

当年南农有个兴农饭店，盘踞学校西门门楼之上，我们戏称之为“炮楼”。“炮楼”有趣之处在于楼上楼下两重天：楼上推杯换盏、觥筹交错，门下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日，天色已晚，彤云密布，朔风渐起，“炮楼”里灯火通明，热气腾腾，李友生、王玉栋、蓝海涛、任庆恩和我等一众学生陪着岳云师、师母和晓松公子，围炉煮酒，听岳云师讲刘崧生、许道夫、张渌梅、樊胜根、黄季焜、张海波的故事，讲他上世纪70年代携师母从北大荒回无锡老家过年，出了火车站，因身穿兽皮袄、头戴翻毛皮帽，街头几个小孩惊呼“杨子荣来了”，他一高兴，索性昂首边走边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结果后面的孩子越跟越多。大家拍案大笑，齐喝一杯。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除卜凯遗孀张渌梅享年104岁外，师母、海波兄都走得太早。忽一雨夜，我在灯下读《全宋词》，见朱服《渔家傲》词云：“寄语东阳沽酒市，拼一醉，而今乐事他年泪。”想起往事，不禁潸然。

中国农业经济学科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虽然尚未完成农业农村转型，但是中国利用7%的世界耕地养活22%的全球人口以及令世界瞩目的减贫成果，已足以改写世界农业经济学的版图，为类似发展约束条件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学方案。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食品产业体量快速扩大，传统农业经济学科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也在下降。不仅如此，一般经济学的扩张、管理学的繁荣以及环境科学的兴起，业已侵蚀传统农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当下，中国的“三农”问题还很突出，2019年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7.1%，有40%的人口为农村人口，所以农业经济学科还需要大力发展。但当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下降到5%以下，并且农村人口比例低于20%时，农业经济学科就有可能走向凤凰涅槃的重生。过去三十年欧美的经验表明，传统的以政策研究为重心的农业经济学科正在逐渐萎缩，新型的以企业研究为重心的农业经济学科正在蓬勃兴起。美国康奈尔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的农业经济系已经转型为应用经济系。卜凯和刘崧生母校的这种变化，可能伏脉于中国农业经济学第二个百年的走向之中……

今朝更进一杯酒，挽取长江入尊罍，浇胸臆！

（作者系江苏东台人，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院长、党委书记。）

（原载《金山》2022年第5期）